①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就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②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③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只讲“东方的各文明”，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 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

④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柜架。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粘合剂；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⑤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

⑥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它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美）罗宾．W．温克《牛津欧洲史》序言，有删节）

近年来，“通俗历史热”不断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之中。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通俗历史热”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定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实际上通俗历史并非“新生事物”，它以讲说形式流传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它广泛流行于民间，是民众了解过去、熟悉历史、满足自身历史求知欲的主要途径。一般情况下，这种历史的口头讲说是以十分平静的方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很少“走热”。但是，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适对性调整，从而在隔尘绝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口头的或文字的，并作为用以“交换”的精神产品出现在市场之上而日益“走热”。两宋讲史及宋元平话的一度活跃便是其中典型的事例。在当今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通俗历史在当下有了“升温”的沃土，其“历史的贯性”开始充分显现出来。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唯一选择。

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是非常有利的。史学的职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这种目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带有浓厚的“天职文化”色彩，视道德教化为天然职任。它通过“贬恶扬善”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和社会。同时，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是不无裨益的。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很多具有普世性的行为规范与道义原则，只有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加以表达与阐释，才能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为社会道德与精神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通俗历史热”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有效传承，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极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之“趋热”，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

当然，历史的通俗化不等于低劣化、庸俗化或文化的退化，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通俗历史热”的深入发展，要求通俗历史在外在形式变化的基础上，走向记述内容与历史观念等核心部分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讲说与记述的重点，由“庙堂”转向民间，由官场转向社会。更多地关注下层、关注民众，以体现史家应有的现伐眼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成熟形态的通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