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学者张中行

张昌华

世人称张中行为“布衣学者”，是再贴切不过的。清光绪三十四年，他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祖上三代都是不通文墨的农夫。1936年北大毕业，一直吃笔墨饭，曾在中、小学教过书；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编教科书，偷闲写点文章贴补家用，数十年如一日在煮字疗饥中度过。1956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评级，六级以上为高级知识分子，张中行是七级，属低级。

直到耄耋之年，才获赠一顶“特约编审”的桂冠。称其“布衣”，是当之又当。张中行在北大读的是中文，但涉猎的范围包括国学、哲学、禅学和文学，不仅思考老庄、孔孟，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著述宏富。谓其学者，名副其实。季羡林评论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启功说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一后辈学人说得更酷：“不读张先生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他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张中行是一匹老黑马，没有伯乐发现他。80岁时，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他独自闯了出来，获得了“文学家”、“哲学家”、“杂家”、“教育家”等多项桂冠。其哲学著作《顺生论》引人关注，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论语》”，启功誉其为“整个一部《春秋繁露》”。

张中行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写了“负暄三种”、《顺生论》等。铁树开花，竟然枝繁叶茂。

他的“负暄三种”自1986年始每隔4年出一本。《顺生论》等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张中行遂“暴得大名”。时年张已八十，于是有“老旋风”之说。

张中行是从燕赵大地走出来的学人，世事沧桑却丝毫未能改变他敦厚、淳朴的本色。在做学问、待人、处事以至生活细节上，他都是古韵犹存。

张中行虽埋身市井，却“道通天地”，虽侧身陋巷，而能“思入风云”。他讲“顺生”，但“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他的言行自有准则：“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张中行一介寒士，半生坎坷，晚景见晴。到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称“都市柴门”。他的“柴门”没做任何装修，小客厅兼通道里还放着书架，是平常人家六七十年代的居住水平，其俭朴给人的印象十分强烈。书房也不甚雅致，书橱里放着一些古玩，多为石头，像仓库。一把破藤椅的扶手用塑料绳绑扎着。老式书案上备有文房四宝，书卷气袭人。他的卧室更为简陋，被子是五六十年代农家常用的大花被，连叠法也是老式的，床边墙上还糊着报纸。

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有时在外面吃饭，一根豆腐丝掉在桌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席毕若有剩莱，他也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布衣的他，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张中行为人古朴，尚古风。文亦如其人。从行文上说，他的文章开头喜欢旁征博引，下笔千言如行云流水。不似今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的行文过程就是“思”的过程。他长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观照之中。

启功说张氏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云”。也有人说张氏散文“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可体察到他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斯言诚哉。

对他的文，周汝昌先生也有贴切的评论：“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造船

马长远是白洋淀有名的水木匠，他会造船，木船。

马长远造船有三个绝活。一绝是看树料。有次他去旱地买树，看上去高大光滑的树料他不要。偏偏看中了有一片疤的木头。儿子泥鳅问他为什么，他拽着泥鳅的老头辫儿说，傻小子跟爹学着点儿，你看这高大光滑的树，它顶部的叶子有焦梢，根部肯定空了。说着就叫来卖家，锯开树料，果然空了半截。来，看这块，你甭看它有疤，还是一片疤，没关系，这是干疤，不是水疤。水疤说明树质有毛病，干疤呢，就白捡便宜了，木头坚硬，价钱又低。说着就叫来卖家，锯开树料果然无碍。第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旱木匠只能放直线，而马长远造船时能根据船的部位用材放成曲线。第三绝是放印子，就是给船打补丁。先将船体上损坏的部分用工具剔掉，船孔自然呈不规则状态。然后选一块合适的木料，不量尺寸，单凭目测用斧子砍，而且一砍便成，一放准是严丝合缝。

凭着这三个绝活儿，马长远的造船作坊在水乡名噪一时。

马长远开始时造鹰排子、鸭排子。老年间白洋淀水势大，水阔鱼多，渔民们放鸭牧鹰，自在得很。后来，马长远又稍加改造，造成了枪排船。船只平底无舵，前宽后窄，宽处能搭上三管火铳，供白洋淀的猎户用来打野鸭，捕大雁，捉水鸥。枪筒里，前边装满沙子，后边装上火药。这设计，人是不在船上的，而是潜伏在水里。锁定目标以后点火，火药点燃就会把砂粒顶出去，一声枪响，猎物就轰然落地了。1937年的一个雨夜，任大桅神神秘秘地找到马长远，把一兜大洋交给了他。喘着气说，长……长远哥，你抓紧备料，连夜加工，给……给我造八只枪排船！他接过大洋问，干什么要这么急？任大桅说，雁翎队打鬼子，日本的汽艇都开到白洋淀了！他把大洋兜子放回到了任大桅手里，穿着裤衩跑到院里清点木料。兄弟，够十二只船的料，我再把前面造宽些，放四管火铳，杀伤力大些！任大桅这回不喘气了，他说，那这船钱？马长远说，船什么钱？打完鬼子再说！任大桅道了谢，说了声小心些就要走，马长远一把拦住了任大桅，等等，我把泥鳅叫醒，你带上他吧——

全国解放以后，当过雁翎队长的任大桅当上了县长。土地改革中，任县长打倒了汉奸渔霸熊邦忠，拆掉了他家的祠堂，就在熊家祠堂的旧址，帮助马长远盖起了船厂。鞭炮声中，任大桅给船厂剪了彩，然后红着脸对马长远说，长远哥，我回来了，我没把泥鳅带回来，他被安排在天津造船厂了。他才十几岁，先学学徒吧。将来回你厂里当工程师！马长远鼻子一哼，屁！连家都不回的人，能学出什么好？能当什么工程师？我不稀罕，我自己就成！

马长远说对了，泥鳅终究也没有回到水寨定居，没有回到他爹的船厂。他在天津造船厂当到了厂长，退休后在县城投资创办了白洋淀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马泥鳅每年都回来给他爹拜年，拜年的时候就做马长远的思想工作。早些年，他说爹跟我去天津吧，你看白洋淀都干裂了，芦苇也不长，荷花也不开，你造的船也用不上了，连吃喝都挣不上；你去看看我造的画舫、龙舟，颐和园、西湖都用呢！你再看我造的万吨巨轮，直达太平洋呢！马长远就懒懒地说，你那不是造，你那是生产！我的木船呢，那叫手——艺！后来黄河水来到了白洋淀，他又说，爹你都90多岁了，搬到城里住吧，我为你可是让了步，回到了县城，还给你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马长远眼皮耷拉着说，我住着任县长给我的房子舒服，那是人民政府给我的念想！每到这时候，马泥鳅就想用武力解决，他和司机把马长远架到车上。马长远总是打着坠儿往下出溜，我不去，本来好好的水路能跑我的木船，你倒好，捐资架桥，水路都修上油漆了，我走不惯！

马泥鳅没辙了。他给马长远雇了个保姆，寒假暑假还打发上大学的孙子马力来和马长远做伴。马力觉得他太爷这白胡子老头儿好玩儿，就不停地打听他的过去，打听他造船的事。听完了，他就对马长远嘟囔，太爷，都是你自己吹牛，现在白洋淀里跑的都是快艇、机帆船，顶不行也是机器钢船，你说你造的木船在哪里啊？

马长远就轻轻地拍了一下马力的头，说了声小混蛋，你来！他颤巍巍地把马力领进了院里一间锁着的棚子里，嘎吱吱棚门打开，一道阳光窜进来，哇，马力看到了一屋子精巧细腻的木船模型。

马长远含糊不清地说，这是鹰排子，这是鸭排子，这是枪排船……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7期，有删改)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更好地协同在一起，形成良好的AI发展生态。其次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大家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行业应用，行业深度融合，这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未来人工智能行业要标准化，把一些标准制定出来，这个行业会形成更大的突破。另外，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定问题，也是行业面临的挑战。拿无人汽车来说，自动驾驶这个环节，已经涉及法律法规。一旦法律法规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落地也会更加快速。”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坦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有删改）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2018年3月28日，第五届“财经中国V论坛——人工智能：现实与图景”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一些典型化、标准化领域，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产业正处在快速扩散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差距。

南开大学原校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瑞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第三、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四、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摘编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散专家称仍要坚持务实发展》，有删改）

记者就教育部日前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采访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记者：《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

雷朝滋：高层次人才培养要不断加强。

1．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

2．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3．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课程建设，特别是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主干课程的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

4．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

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记者采访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一：

（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还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

（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会离开，这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

（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最具侠气的中国文人—金庸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金庸的笔墨，关联了一代人的青春。他曾书写过的五千年英雄肝胆、九万里古道热肠，从此唯余字里行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庸说这十四个字就是他的青春。谁都躲不开生死的审判。但是，金庸早就看淡了死亡。有人问他：“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他说：“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像极了他笔下的大侠。

1924年，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查家。“一门五进士，叔侄两翰林”，他继承了家族好学的传统。在读书这方面，金庸也可算是个“痴儿”。家里藏书多，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也正是因为他少时就博读诗书，才能在写小说时将典故史拿捏得游刃有余。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是金庸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反而在那个时代里还稍稍有些叛逆。遇见看不惯的事情就直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高中和大学被开除了两次。

学业上的滑铁卢终结了他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梦想。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个被外交系开除了的浑小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象征。这或许是另一种更加适合金庸的外交也说不定。

侠，首先得是人。金庸相信，如果小说家只会哗众取宠，虚伪敷衍，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再正义凛然，也不会有半个人信的。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全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金庸和朋友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每天一边写社论，一边写小说。他不仅将写小说的稿费全部投了进去，还高强度地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体力。有见证者说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金庸一边为正义发声，一边将家国天下写进了小说中。《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但是为正义发声的人，往往容易被冷箭暗算。在那个黑色时期，谁都不知道，一个好好的人会不会突然就没了。金庸却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空有一身本领却伤天害理，又哪里算得上什么大侠？从此家国情怀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主要的命题。

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面对少数民族南下，毫不犹豫地把个人恩怨、一己得失放到一边，挺身而出，乃至献出生命。郭靖夫妇明知襄阳不可守，也不惜战死沙场。萧峰用气壮山河的一死，换取了宋辽多年的太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哪一个不是视家国高于一切!这种精神是超越民族边界的，也是“侠”的最高境界。且不说郭靖、萧峰这样的大侠，就是一般的侠义之士在民族大义而前，也从不会计较个人得失。金庸小说中这些充满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的侠士形象，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播下了“为国为民”的种子。

金庸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憧憬着“侠”的时间，但是到了最后都会明白，我们只是普通人。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此后，他便成了一个闲人，江湖、武侠都被他拋在了脑后。所以，《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只是个小混混，他的身上有七情六欲，有妄想执念，却恰好是金庸武侠世界的最完美结束。江湖之中最多的，偏偏就是这样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成为萧峰、郭靖和韦小宝。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相。

相关链接

①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金庸的作品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他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品味，同时和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华人文化圈里的读者，在深层次上有了一种心理的共鸣。

（摘編自陈洪《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