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

出警

弋舟

那天在所里做笔录，报案人是个姑娘，说是“心爱的”电动车被盗了。刚写好，又接到社区的电话，说他们晚上有个群众活动，可能参与的人比较多，需要我们帮助维持秩序。那天晚上社区的活动就是广场舞表演，实际上围观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风头。过去看了看情况，安排几个保安维持秩序，我独自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巡逻，而同事小吕去了片区。因为又有人报警说邻居在家里制毒，我没怎么考虑就把这案子交给了小吕。

在小吕心目中，警察就该是神探，破大案，捕顽凶，除暴安良。这情绪我也有过。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跟妻子说我每天都忙活些什么。我不做英雄梦了，但希望我妻子还接着做，那样回了家，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喊累。所以有时候遇着邻里纠纷之类的事儿，我都不忍心让小吕去处理。

开始小吕挺兴奋的，像是张网以待，翘望已久，终于来了条大鱼。涉案的小区是教师新村，里面住的都是教师。报案人是位退休多年的小学校长，信誓旦旦地说，以他所掌握的丰富的化学知识，完全能够通过阳台上飘来的怪味儿做出判断。他的邻居也是一对教师，两口子带着个十多岁的孩子，女主人倒还真是个教化学的。可查来查去，一点儿证据都没有。小吕不太甘心，加上老校长半年报了五十多次警，这个案子就成了小吕的心事。他不觉得我们就只能维持秩序、追回一辆“心爱的”电动车。   

回来后小吕眉头不展，说他又守在老校长家的阳台上闻了半天，隔壁飘来的只有红烧肉味儿。我想的却是正值炎夏，这会儿的阳台上怕是得有五十度的高温。

那天算得上是平安无事，我们本来可以在宿舍睡个好觉，假如我没有说起老奎的事。

老奎七十多岁，老伴十几年前过世了，他一直独自过活。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她早年外出打工后，就一去不返。老奎经济状况还过得去，有两套房子，住一套,租出去一套。如今这一片的房价可不低。

先是他突然失踪，发了协查函，一城里寻不到，以为他可能不在人世了。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却突然打来电话报警，说是自己在家摔倒了，现在根本爬不起来。

等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屋子中间的矮凳上，根本不曾摔倒，更不会爬不起来。我们哭笑不得。撤警的时候，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刹那，我有种突然被什么抓牢了的感觉。

几天后老奎又报假警了。还是说他摔得起不来了。等我赶到的时候，老奎照旧坐在小板凳上，臊眉耷眼，像个坐在黑暗舞台中央的老猿猴。这回，老奎主动说他之前是去找打工的闺女了。

走的时候，老奎送了送我。他颤巍巍地踅到门前替我开门。手伸出去，捞一把，又捞一把，第三把才捞到门把手上。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半夜，老奎的求助电话又来了。他好像专门找我值班的日子这么干。我让一个协警过去看看。小伙子回来跟我说，老奎点名要我去。这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问明白他没什么事儿后，干脆就置之不理了，谁知第二天一大早老奎竟然找上门来。

他敲着窗玻璃，隔着玻璃，张合着嘴，似乎在说：“我要自首。”我按接警程序示意他进来说，隔着窗子，我看他扶着墙往里走的时候，脸上竟然有一种掩藏不住的幸福感。

果然，这又是他的恶作剧，案情很快排除。

就这样他反反复复地闹了有小半年，我们都被折腾得够呛。

这一年的除夕，为了防止他再“闹事”，我们主动邀请他来所里参加新年聚会。他好像被一种氛围感染了。突然挨近我，嘀咕了一句：“就是孤单么，想跟人说话。”

老奎的事讲完了，半天都没听到声音。我以为小吕已经睡着了。“孤单。”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般的回味。

我探出头，看到小吕的头枕在自己胳膊上，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又过了一会儿，小吕跳了起来。临出门他还没忘记戴上帽子。

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吕才回来。我迷迷糊糊地被他吵醒，看见他兴奋地趴在我床沿上，腋窝下全是汗渍。

“没错，老校长承认是报假案了。”他说，“本来问清楚我就打算回来，可老头硬是拽着我说了一宿的话。他儿子去美国三年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吕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着实像一只兔子。

“他那是诬陷，”我说，“涉嫌犯罪了。”

“算了，我教育过他了。”他说，“老头就是见不得邻居家三口其乐融融，说是看了堵心。” 我想，我没看错人，这小伙子能当个好警察。

(有删改）

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节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

儒家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并融入了重民、三纲五常、道统等思想，以及提倡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带来一定的抑制和制约作用。其崇性抑情、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思想遭到了历代崇尚自然的文学家的批评。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相互调和，从而使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学者吸取了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

《周易》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并不把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竹子作为美好事物和高尚品格的象征，将其隐喻为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不畏霜寒、随遇而安的品格精神。历史上不少诗人、文学家都写过许多关于竹的诗文。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竹曰：“竹解心虚即我师。”唐代文人刘岩夫写的《植竹记》中将竹与君子的人格相比拟，道：“劲本坚节，不受雪霜，刚也；绿叶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而挺耸，必相依以林秀，义也；虽春阳气旺，终不与众木斗荣，谦也；四时一贯，荣衰不殊，恒也。”从竹子的人格化看出，自然美的各种形式属性本身往往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的地位，相反，人们更注重从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中体现物与我、彼与己、内与外、人与自然的同一，除了竹子以外，人们还将松、梅、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材料一

对都市圈副中心级城市发展的研究始于对“城市病”的关注。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不是全行政区的人满为患，而是中心城区的人挤为患。导致人挤为患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同心圆”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商业、文化、教育、医疗等功能过度集聚在中心城区内。要缓解北京“城市病”，关键在于大力疏解中心城区的功能、避免过度集聚。近十年来，为改变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方式，北京市不断研究新的空间功能布局方案，从已建成的重点新城即可窥见一斑。然而事实是，通州、顺义、大兴等重点新城由于规划规模偏小、配套服务滞后、功能不完整，职住严重分离的弊端难以缓解，不仅不能起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作用，反而在城市“摊大饼”的背景下成为“大饼”的一部分，未达到预期的规划效果，这使得重点新城的传统发展思路亟待创新。

从国际大都市圈的发展经验看，一个循序渐进、产城融合、设施先行、服务配套，具有充足产业支撑与配套保障的城市副中心可以有效缓解城区人口压力，形成都市圈内真正的多中心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既能保证城市的规模效益，也能缓解“城市病”，目前已经成为对北京发展空间形态的共识。

城市副中心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不同的发展形态，其功能也存在差异。目前主要有Sub-CBD和Sub-City Center 两种形态。

Sub-CBD，直译为“次级商务中心区”，是世界特大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张期出现的形式，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多的类型。它主要是指与城市商务中心区(CBD) 在空间上相呼应，功能上相补充，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次级商务中心，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由单核向多核演变的结果。这一概念是从经济地理角度定义的，是相对于中央商务区(CBD) 的一个次级中心区，特别突出了商业、商务的职能，其建设目的主要在于运用经济杠杆疏解城市中心地区的部分商业、商务功能，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极，改善城市空间结构。

Sub-City Center，直译为“次级城市中心”，是特大城市成熟期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是“单一城市”走向“网络化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它是指大城市周边能够在局部代替城市主中心承担经济发展核心带动作用的城市，能疏解或补充中心区功能，并与中心区共同构成层次性较强的城镇体系。这一概念是从行政区划角度定义的，更侧重于行政区划中城镇体系的概念。次级城市中心为行政辖区，有自身较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是独立于主中心城市的城市。

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势在必行。目前北京已超过最优规模，而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只存在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严重不足，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因此，要缓解北京“城市病”，亟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副中心，一方面分担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增强中心城区的辐射力;另一方面发挥其城市规模效应以及与超大城市的协同效应，促进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投资环境以及城市间交通运输条件，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良性的城市群结构。

（取材于刘洁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9年1月，是属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高光时刻”。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教育、医疗等配套工程开工，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建设如火如荼。第一批市级机关已正式入驻，通州区也进入了城市副中心的时代。

通州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2200多年的建置史。京杭大运河从这里起航，多种文化和资源要素交汇流通，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水陆都会和商贸重镇。燃灯佛舍利塔、三教庙、大光楼、曹雪芹墓等一大批历史古迹和遗存，让通州散发着古老和迷人的魅力。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设中，还发现了始建于西汉初年的路县故城遗址。

通州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天津、河北交界，作为北京城的“东大门”，地处京津冀的重要交通节点，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这里交通十分发达，距长安街20公里，15分钟可到达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可到达北京新机场，1小时可到达雄安新区。

通州是美丽的滨水生态城区，多河富水，是北京流域面积最广的城区，也是北方不可多得的内陆水城。这里有万亩森林公园，绿带环绕，蓝绿交织，水城共融，鸟语花香。

通州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域面积906平方公里，境内一马平川。城市副中心规划面积155平方公里，通州境内产业园区总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

早在1993年，通州镇就被定位为北京14个卫星城之一。2005年，通州新城被定位为“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是中心城区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2010年底，北京市委明确提出“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借助国际国内资源，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国际新城”。

一路走来，通州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直至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主导职能包括行政、居住、商务办公等，通过优化交通路网、配置优于中心城区的公共设施、绿地环境等，吸引人口到通州就业和生活。

按照新的定位，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要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还要带动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乃至北京和河北地区的协同发展。目前，城市副中心和北三县（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正在统一规划，统筹推进。

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要求，城市副中心将坚持“副中心质量”，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取材于赵磊、王彩娜、李苑溪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