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但并不是一味讲“乐”，不讲“忧”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来说，虽然《系辞上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但《系辞下传》又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只要稍许深入地阅读《周易》六十四卦，则不难发现，这本占筮之作，自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我们读《周易》感到耳旁有两种声音，一是号角，另是警钟。两种声音相比较，警钟之声更是惊心动魄。

《周易》理念的核心是“变”。一切皆变，物极必反。事物坏到极点，有可能转向好的方面，事物好到极点，也有可能转向坏的方面。否极可以泰来，泰极也可以否来。故处困当发愤，居安必思危。六十四卦排在最后的一卦不是表示成功的“既济”卦，而是表示没有成功的“未济”卦。这种排列，绝非出于形式上的考虑，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哲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善的“既济”，而只有不完善的“未济”，我们才更应该努力，永不懈怠地努力。而且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正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更应警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哲学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诚然可贵，但中华文化的忧患观念最为重要的不是忧患的态度，而是忧患的内涵。从儒家最古老的典籍《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开始，中国儒家一直弘扬的是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战国时，孟子接着《礼记》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响亮地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将忧民摆在首要地位。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将忧患的内容扩大到天地万物，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确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其人生意义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中华美学的伦理特色获得一种较为浓重的悲剧情调与崇高气概。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动乱的时间多于太平年月，因而，悲凉兼悲愤的精神可以说渗透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史。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国家政权，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又多是改朝换代式的动乱，因而中华美学中的悲剧情调其具体内容更多体现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慨叹。实际的悲剧反映在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旋律之一。中国美学特有的“教化”说、“诗史”说的产生，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乐天知命”的传统在美学中并没有表现为喜剧的形式，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它不仅不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构成对立，还与之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这种情怀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审美形态是复合型的，崇高兼有优美，悲剧兼有喜剧。

（摘编自陈望衡《试论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很危险，不能一味讲“乐”，不讲“忧”。

B．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忧患的内涵，但并未从哲学的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

C．从中华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可以探知中国美学的“教化”说、“诗史”说产生的一些原因。

D．一个事物坏到极点，都会转向好的方面；同时，一个事物好到极点，也会转向坏的方面。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的观点时，列举《周易》的内容予以佐证。

B．文章开头指出中国审美的特点，接着进行辩证分析，最后归结审美的特质，层层深入。

C．文章从历史和浓厚的悲剧情调两个角度阐述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

D．文章以孟子发扬《礼记的论说、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来论证儒家弘扬忧国忧民的传统的观点。

【小题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易》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它的内容里警戒的声音高于鼓励的声音。

B．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如果“乐天知命”表现为喜剧的形式，那么其就会与忧患意识形成矛盾，无法融合。

C．我们应该对成功保持警惕，世界上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

D．《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是中国审美境界中的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

捕捉文中信息，选出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　　)

A．“木叶”这个独创性的词语，源出于屈原《九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木叶”之所以成为历代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对象，是因为历代诗人们受到屈原诗的影响和启发。

B．“落木”这个独创性词语，源出于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杜甫创造出了千古流传的形象鲜明的诗句。使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

C．“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桑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诗中的“落叶”是碧绿柔软的，是春夏之交饱含水分的繁密的叶子，屈原诗中的“木叶”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二者的颜色、质感、密度、动感都有所不同。

D．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诗中的“黄叶”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飘零之意，而且颜色湿黄而非枯黄。“木叶”是风中飘零的枯叶，属于风而不属于雨，是典型的清秋性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关于“和同开珎”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因此与西方的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特点的产物。比如于阗的“汉佉二体钱”，圆形，无孔，钱面为汉字“六铢钱”，当中为其族徽；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当中为驼纹。它虽然是铜钱，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并不是铸出的。再晚些，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的带方孔的“汉龟二体钱”，则接近中原货币。唐朝时，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正面与唐朝的“开元通宝”无殊，只在钱幕标出族徽，这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人不仅奉唐之正朔，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

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由于其与西方距离遥远，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比如日本，这里原来不产铜，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于是称其铜为“和铜”(日本铜)，年号也随之改为“和铜”(708—715年)。有了铜，日本开始铸钱，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和同开珎”四字。“和同”即“和铜”。吐鲁番所出土的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同钱”，那里的“同”也是“铜”字的简写，可与“和同”相参证。这种钱无论形制、尺寸还是钱文，均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特别是那个“开”字，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和同开珎”四字的书体颇美观，不过由于其中的“同”是个简化字，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寳”字被简化成“珎”，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五枚“和同开珎”钱曾引起注意。《文物》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和同开珍”。因为在章草中“珍”字可以这样写，故释文不是没有依据。然而比照钱币史，此说却是讲不通的。
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钱文无一例外地都叫某某“宝”，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乾元大宝”等。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习用宋钱。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宽永通宝”，仍称之为“宝”。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珍”的钱。
日本古钱皆以“宝”字为称，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通宝”“重宝”“元宝”“泉宝”等名目中学来的，而唐钱并没有称“珍”的。不仅如此，由于唐钱中“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它在日本曾被简称为“开钱”，“开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开元通宝”尤其是简化了的“开宝”的叫法，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日本“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神功开宝”吗？其上之“寳”字未曾简化，清清楚楚，无可置疑。它与“和同开珎”一样，都叫“开宝”。也就是说，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开钱”。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在日本钱问世之初，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那就是唐钱。所以从形制到名号，只有唯唐钱是瞻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相对于西方的银币，东方的铜钱因为在铸造的数量上曾达到一定的规模，因此在交易中较容易实现物畅其流。

B．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代的钱币来看，许多钱币不论其铸造手段如何，或多或少地要受周围文化的影响。

C．日本古钱币中，无论是“皇朝十二钱”中的“宝”字，还是后来铸造的“宽永通宝”中的“宝”字，都为简化字。

D．从钱币的铸造历史来看，日本当时对唐文化非常仰慕，唐朝文化也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对联的起源，就其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来说，源于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就其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来说，则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是由对偶句嬗变而来的。古代民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屈原作品中，对偶句更是不乏其例。以上各类对偶句，都含有对联对句的因素，但严格说来，都只能算作对联的影子，还不能说这就是对联的开端。
对联的正式开端究竟始于何时？以往一般都遵从清代著名联家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所言：“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据蜀《梼杌》所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氏所言，即据于此。于是，我国对联界即普遍认为“联萌五代”。但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对联学者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因此，“联萌于五代”之说是不对的，至于说“联兴于五代”则符合事实。
据《晋书》记载，张华曾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荀以“日下荀鸣鹤”互报姓名。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古代的第一联。而我们能见到的保存至今的唐代规范联作则更多。如夏民安《联人心声》中有唐太宗在藏晋祠贞观宝翰门前题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莫高窟发现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还有日本人写的《史馆茗话》一书记载的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
到了宋元阶段，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灯联等等。就其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言，不但坚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形式更加变化多姿。同时，出现了不少联作名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等。
明初，由于洪武皇帝除夕传旨，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清朝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得对联语体多样化，连同对联篇幅的增长，使其不仅可以写景、抒情，而且可以叙事、议论；不仅可以用来谐谑，而且可以讽刺。这一时期，不仅运用范围大为扩展，涌现出大批如解缙、纪昀般的联坛高手，甚至出现了理论研究与专论著作。
（选自戴本恒《对联艺术探微》，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对联起源的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是对联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的。

B．对联起于哪个朝代，有很多说法。对联界根据梁章钜《楹联丛话》的相关记载普遍认为对联起于五代，但作者并不赞同这一说法。

C．作者认为，古代民谣、《诗经》以及屈原作品中的对偶句，尽管也有对联的一些因素，但还不能算是对联的开端。

D．我国古代很多诗文里有对偶句，对联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就是起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五代时，蜀地的孟昶在除夕日让学士辛寅逊题写桃符，因为对辛寅逊的题词不满意而自己题写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B．中国许多对联学者近代以来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否定了“联萌于五代”之说，得出“联兴于五代”的结论。

C．唐代出现了许多规范的对联作品，如：“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三阳始布，四序初开”、“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等等。

D．据《晋书》记载，张华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以对联的形式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为上联、荀以“日下荀鸣鹤”为下联互报姓名。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元时期，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题赠联、书院联等；同时，还出现了王安石、苏轼等不少联作名家。

B．宋元时期，对联形式变化多姿。因为对联不但保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

C．明代洪武皇帝下令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使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清代以后的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

D．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对联语体多样化，使对联的篇幅增长，使对联的运用范围大为扩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晚熟的中国戏曲因其体卑，起初不被官方士大夫所看重，故而对戏曲功能的认识、引导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但传统戏曲在艰难行进中也不乏听到对其呵护的声音。明初朱元璋就盛推《琵琶记》，认为“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贵富家不可无”。究其原因，在于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价值观的引导得到朱元璋的赏识。事实上，有关风化体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并不乏见，如《伍伦全备记》以及史盘的《忠孝》、姚茂良的《双忠》等。对这类剧作，来自戏曲批评界的评价虽然毁誉参半，但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是把“合世情，关风化”作为评价戏曲的一个重要标准。
晚熟的中国戏曲，其成长离不开文化母体的哺育，与诗、词、文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好兄弟。清代孔尚任曾言戏曲“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因此，纵观戏曲批评史，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艺术层面，传统的批评资源就像幽灵一样萦绕戏曲上。如作为批评术语的“本色”一词，起初用于批评诗文，后来用于批评戏曲。明代中后期，为克服戏曲界时文风和道学风泛滥的时弊，曲论家曾围绕戏曲的本色问题展开讨论，或强调必须遵循宋元典范，或强调曲文质朴易懂，或强调戏曲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或强调戏曲作家的风格特色。显然，诗、词、戏曲的本色有差别。本色因文体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意涵。本色资源是传统的，挪来批评晚熟的戏曲，使得本色一词具有了文体上的现代意义。
批评家主动适应戏曲形态的变化，了解并褒贬之，从而推进戏曲创作和戏曲批评的前行。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问题，在戏曲成熟之前不是没有，但为什么在戏曲批评中才得以推进深入？原因是批评家对戏曲特性有了深刻认知。批评家知道，戏曲是代言体，关汉卿写窦娥是窦娥的口吻，写桃杌是桃杌的声调，而不能在写作上有角色错位的轻忽。在一些剧本中，批评家发现出身贫寒的家庭妇女却屡屡掉书袋，那正是写作者角色错位所致。代言体是戏曲文学的特性之一，批评家品评戏曲人物语言时就离不开代言体的内在约束。这种人物语言个性化的深入研析，反映了文学批评随着文学形态的变化而做出切中肯綮的诊断。
戏曲的成熟曾经引发文学格局的变动。而批评家应对戏曲的举措，既有惨痛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戏曲的发展伴随着一种观念的抗争，即开明的戏曲批评家为戏曲争取与诗文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成功的经验是注重价值观引导并让创作者接受，在艺术层面上则是传统批评资源的激活，以及在知晓批评对象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新批评。
这些经验与教训对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如网络文学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弘扬真善美。又如一些网络文学的生成方式限制了作者创造的自由，作者受点击率高低的影响随时会调整写作姿态，从而让作品生成表现为作者与读者的合谋。这种新的作品生成方式，必然导致旧有文学批评方法的窘迫。于是，相应的批评概念应随之而出现。而戏曲批评激活传统资源的做法无疑给予我们有益启示。
（节选自高建旺《从传统戏曲遭遇看网络文学引导》，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戏曲批评”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戏曲由于体卑起初不被官方士大夫们所看重，这就使得批评界对戏曲功能的认识与引导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B．有关风化体的戏曲如《伍伦全备记》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并不乏见，戏曲批评界 对这类剧作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

C．晚熟的中国戏曲批评的成长离不开文化母体哺育，它与中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体裁存在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内在联系。

D．戏曲批评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充分借鉴了传统批评资源，如用于批评诗文的本色一词后来用于批评戏曲。

【小题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明初皇帝朱元璋之所以盛推戏曲《琵琶记》，就是因为作者高明的戏曲创作价值观得到了他的赏识，这说明传统戏曲在艰难的行进中也不乏听到对其呵护的声音。

B．明代中后期曲论家曾围绕戏曲的本色问题展开讨论，本色这一传统批评资源被挪来批评晚熟的戏曲，使得本色一词具有了区别于诗词本色的文体上的现代意义。

C．戏曲批评家知道代言体的戏曲不能在写作上有角色错位的轻忽，他们发现一些戏曲剧本中出身贫寒的家庭妇女却屡屡地掉书袋，那正是写作者的角色错位所致。

D．戏曲批评家的成功经验是为戏曲争取与诗文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艺术层面上激活了传统的文学批评资源，以及在知晓批评对象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新批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戏曲批评留给后世的唯一遗产就是，把表现世态与有关风化作为评价戏曲的一个重要标准，例如史盘的《忠孝》、姚茂良的《双忠》等戏曲作品就体现了标准要求。

B．批评家对戏曲的了解推进了戏曲创作和戏曲批评的前行，例如批评家对戏曲特性有了深刻认知之后，就在戏曲批评中对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C．戏曲批评的经验与教训对引导网络文学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网络文学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像戏曲接受价值观引导一样地接受弘扬真善美的批评要求。

D．网络作者与读者合谋的作品生成方式必然导致旧有文学批评方法的窘迫，于是我们只能借鉴戏曲批评激活传统资源的做法，去发现引导网络文学的相应批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