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络渡

聂鑫森

这条奔流在湘东大山中的河，叫野马河。

嵌在野马河中段南北相对的两个小渡口，都叫金络渡。金络渡的摆渡人，叫钟水生。

钟水生五十好几了，身板宽厚，挺直，威武哩。只是短发间泛出星星白霜，透现出些许“老”的消息。

这个县偏僻，贫穷，而这块地方又是最冷清处。野马河上不可能花大钱架一座钢筋水泥桥，但河两岸总有人要来来往往，于是金络渡就成了“常设机构”。摆渡人是镇政府聘请的合同工，按月发工资，乘客过河不需要付船钱。三十年前，钟水生每月工资七十元。隔几年镇政府会给他加一次工资，眼下也就每月一千元。每早吃过饭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家里的事，你不要操心。你就当好摆渡人，代我们全家去感恩。”他每一次听了，都会落泪，都会连连点头，匆匆赶往渡口。

又是草长莺飞的春天。

野马河上的雾气，渐薄渐淡，太阳从云缝中挤了出来，露出热情的笑脸。隔河相对的南北两个渡口，这时候都静了下来。赶集的，上学的，走亲戚的，你来我往，去了应去的地方。

钟水生把渡船泊在南岸的河滩边，趁闲拿出拖把，在河水中使劲鼓捣几下，提起来拧干水，开始擦洗船头上、船舱里的泥巴脚印。野马河不宽，但水流急，河滩一年四季潮乎乎的。

不管是穿鞋的还是赤脚的，都得走过这段十多米的河滩路，才能上船。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 渡船穿梭般一来一去，渡多少人便留下多少沾泥巴和不沾泥巴的脚印。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学生伢妹子的脚印都不会沾上泥巴，因为是他一个一个背上船的。

老人说：“水生呀，我的儿孙都没你这样耐得烦。”

小学生说：“穿再漂亮的鞋子，也不会弄脏，谢谢钟伯伯。”

钟水生笑了，说：“应该的，应该的。我小时候都是由摆渡人背来背去的，我是比着他的样子学哩。”

有人问：“那个摆渡人是谁呀?”

“他叫宫子山。我叫他宫大爷。他老人家不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野马河发大水。他为了救一个坐船不慎落水的妇女，卷进了一个大漩涡……那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娘。那一年，宫大爷六十五岁，我二十二岁。”

……

钟水生把船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船头抽烟、喝茶。阳光下，他的影子凝然不动。

他高中毕业后参军，分配到潜艇上当水兵。潜艇像一尾深水鱼，常在海洋深处巡航。一次在潜望镜里，他看见一条刚死去的鲸鱼，庞大尸体慢慢沉入海底，很凄美，也很惊心动魄。艇长告诉他，死去的鲸鱼会创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维持上百种无脊椎动物生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动物学家把这个悲壮的过程叫“鲸落”。

钟水生当了四年海军，转业到地方本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他却回老家摆渡。

桨声里的野马河，流了三十年，潮涨潮退，周而复始。

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本乡本土做泥工、木工，都乐意做摆渡人。

想到这，钟水生不由得仰天打了个哈哈。

岸上忽然有人喊：“摆渡的，我要过河。”

钟水生抬眼一望，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手提大公文包，西装西裤一色白，黑衬衣上系一根红领带，一双黑皮鞋贼亮贼亮。他站在河滩那一端，头昂得高高的。

“要过河?走过来上船。”

“我是去镇政府谈投资的，这烂泥巴路怎么走?麻烦你背我过去，我付钱就是了。”

钟水生说：“你既是来这里投资的，虽不是老人、小孩，我破例背你一次。”

钟水生赤脚下船，走过河滩，背起年轻人。离船还有四五米远时，年轻人嘀咕了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话音未落，钟水生双手一松，腰一挺，把年轻人丢在烂泥里，厉声说道：

“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

年轻人跌得一身泥，气得大喊大叫。

钟水生大步走向渡船。

这时候，河对岸有人招手、喊话，有人要到南岸来。

钟水生抄起桨，划着空空的船飞快地过河去了。

一河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

忽然有一天，省报记者到这个县采写扶贫攻坚的新闻，无意中听到了钟水生和金络渡的故事，于是，兴致勃勃地实地采访后，写了一篇人物特写在报上登载，题目是《鲸落金络渡》。

连 枷

李 锐

天很冷，心也很冷。炉子早灭了，屋里一股浓浓的膻腥气。学校原在村庙里，后来庙塌了，村里没钱盖新房子，就把羊圈用的通房隔出两间来做教室。青石涧小学成了羊圈小学。

尽管已看见可怜的结局，王光荣还是拍拍手，笑着说：“同学们，下午劳动课还打豆子，都有谁把连枷带来了？”

没有应声

“都有谁把连枷带来了？”

还是没人应声。

他把眼睛转到刘开放身上。刘开放低下头，搓着两只乌黑的手，说：“王老师，我爸叫我甭来学校劳动，我爸说，功课都考不及格，再来就拧断我胳膊……”

王光荣很寒心。他心想：我真是名誉扫地呀。可他脸上却放出爽朗的笑容：“哈哈，行呀！那就算了吧。我还说给同学们上最后一课，那就不用啦。反正联校校长来考过试了，反正咱们一到四年级没一个及格的，反正咱们青石涧羊圈小学过了今天就正式解散了，我这个民办教师就下岗啦，最后一课不上就不上吧！我往后再想种黑豆，回家种去啦。同学们，放学吧！”

说着，他一阵一阵心酸，就使劲拍手，使劲碱，“行啦行啦，放学吧！放学吧！”

一至四年级一共十五个学生，大学纷纷背上书包站起来。然后，纷纷仰起脸规规矩矩喊“老——师——再——见！”

王光荣说了两声再见，忽然觉得眼泪要下来了，赶紧转身擦黑板，其实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等他转身时，空荡荡的教室只剩一个人。

他问：“馍妮儿，你为啥还不走？没见同学们都放学了？”

馍妮儿从座位底下抽出一把连枷来，说：“老师，我带连枷了，我想和你打豆子，上最后一课。”

他眼泪一下子哗哗地流出来。

看见老师哭，馍妮儿也哭，说：“老师，你别哭，他们都走了，他们都没良心！我不走，我跟你打豆子……”

王光荣很不好意思地抹干眼泪，说：“馍妮儿，不是同学们没良心，是老师没良心，尽叫你们打豆子，没教好你们，一个及格的也没有……”

这么说着，他眼泪又下来了。

师生二人在教室里哭了一阵，鼻子里都是呛人的膻腥味儿。馍妮儿固执地拿起连枷，说：“老师，打豆子吧。”

于是，二人来到羊圈前空场上。馍妮儿把场上新鲜的羊粪蛋扫干净，王光荣从教室后面把晒干的黑豆秧抱出摊在平地上。然后，两人就挥起连枷。劈劈啪啪的敲打，紧闭的豆荚爆裂开来，豆子像黑珠子一样蹦来蹦去。

他边打边问：“馍妮儿，你知道老师为啥种黑豆吗？”

馍妮儿挥着连枷不抬头：“知道。城里人现在要吃绿色食品，黑豆营养高，能卖高价，卖了高价老师就能多挣钱。”

他木然地笑笑。这个问题他给学生讲过无数次了。乱流河乡联合学校每月只给自己八十块工资，另外六十块村里补。村里穷，常年拖欠那应补的六十块。乡政府给了政策：工资不够，老师可以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一番斟酌之后，他决定开荒种黑豆。事实证明，这决定是英明的，完全符合市场需求，准确预判了价格前景。第一年，他的黑豆就卖了好价钱。第二年他决定增加投资，扩大种植规模。扩大之后产生两个结果，一是给学生和自己增加了劳动课时，二是学生成绩普遍下降，乃至联校统考他的学生没一个及格。最终导致学校被解散，自己被解雇。

翻来覆去敲打一阵之后，他们把打过的豆秧抖一抖抱到一边，再把落地上的豆子和豆荚扫成一堆，把豆荚和豆梗簸干净。很快装满半袋子，看着收获的果实，他来了兴致，替学生抹抹额上的汗珠，说：“馍妮儿，我教你背首古诗吧，课本上没有的。”

“啥古诗？”

“写连枷的。”

“老师，干活儿的家具也能写诗？”

“能写。馍妮儿，你听，‘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声歌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老师，这都说的是啥呀？”

“新做成的场院镜一样平，家家都趁下霜的晴天打稻子，一边劳动一边又笑又唱，天边响起打雷声，大家就用连枷赶紧打，直到天亮。可惜，题目我忘了，作者好像是宋朝一个姓范的人……”说到这儿，他愧疚地笑起来，“咳，馍妮儿，老师到底是个半吊子，到底是个民办教师，啥都记不住。”

馍妮儿笑笑，说：“老师，他胡说。”

“谁胡说？”

“就是你说的这个姓范的。”

“咋胡说啦？”

她又笑笑，“老师，我跟我爸打过一宿连枷，胳膊都肿了，把人累死！我就没唱歌儿！”

王光荣笑着收起连枷，说；“馍妮儿，咱们今天就下课吧，我可不想把你的胳膊累肿喽！”

老师笑，学生也笑，刚才的不愉快忘得干干净净。

吕梁山干冷的暮色又透彻，又凝重，清晰地勾勒出西山高耸的山顶。

（有删改）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数字媒介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现实的感知方式。以至于每当社会上有了突发性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挺身而出、及时干预，而是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在这样一个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体验，而是对完美表象的不断消费；不再是对爱情与友谊的实际感受，而是对亲密表象的反复炫耀；不再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样，而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无图无真相”固然是网络上流传的戏谑之语，但也最生动、最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当图像与视觉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时候，文学作品对现实的书写和呈现方式也必然受到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刻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体验生活、捕捉生活的细节、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历史潜流等创作方式，也会因为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们并不仅仅依靠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以及宏大的主题打动人心，其作品对伦理道德、人情冷暖的微妙体察，对世事沧桑、悲欢离合的兴叹感慨，都无不令读者深受触动。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面前，读者能够明显感到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认识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相去甚远，并总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在这个数字媒介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选择以屏幕和摄像头作为理解、观察现实生活的手段时，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应该承认，伴随着数字媒介的普遍应用，现代人获取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顺手打开搜索引擎或微信朋友圈，无穷无尽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毋庸置疑是时代的进步。而在信息获取途径不够通畅，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时代，作家拥有获取信息、体验生活、发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媒介的“特权”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当普通读者的“导师”。但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屏幕与摄像头在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能提出独特、富有见地的看法，无法让自己的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读者为何要阅读这样的作品。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希望作家放弃使用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介，重新回归到现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继续走体验生活、干预生活这类创作老路。而是，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等。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或许这种反思的姿态正是以文学的方式理解现实的有效途径。

（摘编自李松睿《以反思的姿态理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