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人每天每时都在思索，这不是什么技术性和深奥的事，但也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一功能必须是与智力相协调，每一次都不能有思维混乱。这是一种推理的过程，是在判断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间接地得出信念，正因为如此，这可能做对了，也可能做错，所以需要谨慎小心，需要锻炼。它愈是重要，出了错的危害也就愈大。

比穆勒更早的一位学者约翰·洛克（1632-1704）阐述过思维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和训练思维的必要性，以便通过思维得到尽量好的效果和防止最坏的结果。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以该观点作为行动的理由；不论他运用何种手段，他都是以自己这一有充分根据或并无充分依据的见解作为引导，按照这一正确或错误见解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神殿教堂都有它们的神圣偶像，我们都看到有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实际上，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观念和偶像都是始终指导他们行动的无形力量，他们都普遍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一指导。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非常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正确运用自己的认识以探求知识和判断实际效果。”既然一切有意实施的活动以及我们种种力量的运用都有赖于思维，洛克强调非常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极其重要”，就是恰如其分的。思维的力量能让我们摆脱对于本能、欲望和因循守旧的屈从，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出错失误。它使我们高于禽兽，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干出禽兽由于其本能限制而干不出的蠢事。

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需要调节推理思维活动的情形。生活中许多时候都必须遵从基本的和持续的规矩，它是任何巧计都代替不了的。被火烫过的孩子怕火，给他讲，火能供热的多少大道理，都不如让他理顺自己的思路。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也要求在合理思维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正确的推理才会见效。正确的思维有益于生活，至少可以使生活避免相当多的烦恼。敌情险情、安全保障、饮食调理或重要社会交往的种种征兆迹象，都需要得到正确的辨认。

然而思维能力的这种训练虽然在一定限度内能见效，却不能让我们不受限制到处畅行无阻。在一个方向上得出合乎逻辑的见解，并不能保证不会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过头而得出错误结论。野蛮人中间的狩猎专家很擅长发现野兽的行踪和位置，但谈起野兽习性的和构造时却可能鬼话连篇。对于生活的安全和繁荣，没有直接可见的障碍来阻止人们思索推理，但也没有天然的阻力来防止人们得出错误的信念。有时很少一点事实明亮显眼，人们就将它们作为依据而下了结论；而有时事实有一大堆却引不出适当的结论，只是因为它们有悖于现有习俗而不受欢迎。还有一种倾向是所谓的“原始的轻信”，分辨不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合情合理的结论。一见云里雾里有引人注目的脸面，就信以为真。天然的智力阻挡不了谬误的传播；虽然阅历不浅但思维不正确，就仍然会积累许多错误的信念。错误与错误可能互为印证而交织成越来越大、越顽固的一套谬论。梦、星相、手掌纹路都用来占卜吉凶，纸牌的跌落被认为一定是预兆，而自然界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态却遭忽视。各式各样的占卜迷信如今仅见于一些阴暗的角落，但从前却是普遍流行的。人们用了很多很多的科学事实才驳倒了它们。

（节选自约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

互联网技术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结构虚拟时空，虚拟时空的首要变化表现为 空间上的“去中介化”，互联网逻辑的空间拓展彻底摆脱了对空间近邻的依赖性，进而 建构了一种没有中介的市场，市场结构变得极为简单。正因为如此，按照互联网逻辑呈 现的空间才具有一种流动性，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能够围绕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关系，对供 给与需求进行空间上的“黏合”，从而实现了市场交易的“去中介化”。虚拟时空的另 一个变化表现为时间上的“弹性化”，在信息技术范式和互联网逻辑的作用下，高度程 序化的时间脉络变得富有弹性和机动，高度体系化的时间结构变成了时间碎片并且能够 及时组合。

毫无疑问，虚拟时空的“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逻辑中 时空事项的组织方式，但同时也重构了一种全新的时空事项结构，并成为“互联网+”的 技术红利的结构性源头。具体而言，“互联网+”的技术红利主要来自于虚拟时空作用于 市场的技术效应（简称“'虚拟时空'的市场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去中介化”显著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技术性扩展。“去中介化”意味 着市场交易彻底摆脱了空间的障碍和对空间近邻的依赖性。在虚拟的时空结构中，市场 关系可以无限延伸，只要存在互补性的供给和需求，不管供求双方身居何处，互联网都 能够通过技术性撮合，将受空间限制的潜在交易对象变为现实的交易伙伴。因此，“去 中介化”不仅重构了市场关系的空间特征，而且实现了市场规模的技术性扩张。

第二个效应是“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有效改善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结构。一方 面，虚拟时空的“去中介化”直接缩短了市场链的跨度，从而降低了资源流动过程中由 于市场中介“雁过拔毛”式的利益实现而不断向下游转嫁、累加所形成的市场成本。工 业化逻辑下的市场交易虽然也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过度延伸的市场链和复杂 的市场结构却不可避免地抬高了资源流动的成本。另一方面，虚拟时空的“弹性时间” 以及相应的“弹性工作”，使得时间与事项的搭配更为机动灵活。在互联网条件下，人 们不仅能够利用碎片时间创造价值；还可以对时间进行重新分割，实现时间与事项的最 佳组合。因此，虚拟时空中的市场交易随时随地都能够完成，而不需要功能化的时间安 排和制度时间的协调，从而有效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

总体来说，互联网技术通过“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 时间的体验。新的时空结构不仅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互联网+”的技术红利，而且为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捷与便利。

（摘录自张兆曙《“互联网+”的技术红利与非预期后果》）

猫和虎的生活语源

齐冲天

①我国古代一年农事完毕之后，就要大行祭祀，以感谢天地之恩赐，这就叫做“八蜡”（zhà，年终之祭）。其中第五蜡祭的就是猫和虎。《周礼•郊特牲》中就有这个记载，要迎猫迎虎，因为它们保护了庄稼。这在我们现在，人们或许就不理解了。

②猫与虎，在动物学上属于同一科。 大小差别悬殊， 都是脊椎动物，毛色都十分美丽，还有锋利的爪牙、凶猛的兽性。而它们 有慈善的一面。鲁迅说：“知否兴风狂啸者，时时回看小於兔。”猫在人前很温顺，但当它遇到了老鼠和鱼，马上就凶残起来，毫不留情。

③东亚大陆上，几千年来大多只有几千万人，甚至更少。农业上的一个重要害虫就是田鼠。《诗经》中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苗”。所以人们要养猫、祭猫。猫原本也是野生，古时叫狸，音义从里，从田从土也。据法国考古学家说，人类驯养家猫，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在汉语中，家养后叫猫。猫的形音义皆从苗。人们有时以为它的叫声是喵喵的，所以就叫它猫了。除了这个因素外，主要是因为它护了苗。“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夏猎曰苗，那也是为保苗才叫苗的。船上的锚，音义也从猫从苗，那是它的铁爪扎在河岸上，是泊船的，船就受到保障。田鼠之害大发作，现代偶或也还出现，这也正好可以用来证明猫字的语源。

④新华社2007年7月20日稿：“湖南大型鼠害，国家紧急调拨一万只猫进驻。”据估计大约有二十亿只东方田鼠，随水位上涨，部分内迁，它们四处打洞，啃食庄稼，严重威胁湖南省22个县市区沿湖防护大堤和近八百万亩稻田。对此，国家紧急调拨一万只猫进驻。还说，大约有八百只江苏猫参加，坐空调车运往湖南。谁知到了21世纪还在组织一场万猫上阵的护苗之战哩。在这几年前，广东就发生过小规模的猫与鼠之战，当时农民捉来十几只猫就解决了问题。新华社也发了稿。护苗也叫苗，因此就叫它猫了。

⑤再说虎。田豕，就是野猪。家养后才叫猪，音义从诸、者，取众多之义。于是把田豕叫野猪。一大片庄稼，一会儿就可叫野猪糟蹋殆尽。老虎看见野猪是不客气的。在汉语中，老虎与野猪斗，那便是豦（jù），《说文》：“豦，豕、虍之斗不解也。”朱骏生说豕虍不相斗，而他长期生活在苏州并在此著书，那里怎能有豕虍之斗？有一位东北同学告诉我：“有的野猪可长到一吨重，豕虍斗是有的。”一位边防军人向我转述了新疆一位老猎户的讲述：野猪见到老虎，就躲到树后，老虎发现它藏了起来，就猛扑过去；野猪又躲到另一棵树的背后，老虎又扑过去；老虎几次猛扑不着，就慌张起来，这时野猪才跟它对阵，结果，双方都把对方的脸抓得稀烂，鲜血淋漓，谁也没能战胜对方，就各自愤愤地离去了。先民们爬在树上，围观了这场精彩的斗争，始则紧张，继则戏剧般地结束，令人发笑，并著录于语言文字，增长了自己的智慧。因此，劇有剧烈、急剧之意。至今的戏剧还强调情节的冲突，这和语源多么切合，戏剧的剧，本也从豦，举刀枪作豕、虎之斗。手或脚的有力依据可作據和躆。行动急促叫遽，从而也有立即之意。幽默可笑的就叫发噱（xué）或噱头。豦再加上点酒，便是醵，是相聚而笑语剧谈之义了。可见，豦字在渔猎时代具有多么真实而深厚的生活基础。

⑥显然，豕虎之斗在先民那里是津津乐道的，以至于竟派生了一系列的同源词，组成一个词族，袭用至今，且大多还常用不衰。它既是生活的现实，又是语义的引申，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现实生活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语音相对稳定，语义活跃发展，是语言内部的对立统一，是语言发展的内在因素。

⑦为什么用猫字代替了狸、猪字代替了豕？就是因为家养代替了野生，人和它们的关系不同了，物种没变，名称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