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污染：美丽外衣下的环境杀手

光照的不合理使用带来了一种可怕的灾难——光污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光污染主要有：

①   当太阳光照射强烈时，城市里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釉面砖墙、磨光大理石等装饰反射光线，明晃白亮、眩眼夺目。夏天，玻璃幕墙强烈的反射光进入附近居民楼房内，增加了室内温度，影响正常的生活。有些玻璃幕墙是半圆形的，反射光汇聚还容易引起火灾。烈日下驾车行驶的司机会遭到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突然袭击，眼睛受到强烈刺激，因此很容易诱发车祸。

②   夜幕降临后，商场、酒店的广告灯、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有些强光束甚至直冲云霄，使得夜晚如同白天一样，即所谓人工白昼。在这样的“不夜城”里，夜晚难以入睡，人体正常的生物钟被扰乱，导致白天工作效率低下。人工白昼还会伤害鸟类和昆虫，强光可能破坏昆虫在夜间的正常繁殖过程。

娱乐场所的多种光源造成的彩光污染。舞厅、夜总会都安装有黑光灯、旋转灯、荧光灯以及闪烁的彩色光源。据测定，黑光灯所产生的紫外线强度大大高于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对人体有害且影响持续时间长。人如果长期接受这种照射，可能罹患多种疾病，甚至白血病和其它癌变。彩色光源让人眼花缭乱，不仅对眼睛不利，而且干扰大脑中枢神经，使人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失眠等症状。最新研究表明，这种污染不仅影响人的生理功能，还会影响心理健康。

当许多国人为美丽城市夜景感到骄傲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所谓的“不夜城”恰恰是中国光污染的重灾区。改善城市形象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但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中，照明规划仍然处于无序状态。

看美国大片，我们曾误以为纽约是一座不眠的城市。其实纽约市对夜间照明设计和规划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像霓虹灯这种设施只允许集中建在时代广场周围，其他地方要么不允许出现，要么对面积和亮度进行限定。纽约并非每天都是一种表情，只有在节假日才会出现灯火通明的景象，而且凌晨两点后必须关灯。站在帝国大厦俯瞰纽约全城，只见中心商业区有一大片亮光，四周很多地方是黑漆漆的一片。

当国际上的城市开始摒弃“不夜城”思维的时候，国内大多数城市还在不惜重金打造一座座“不夜城”。面对日益严重的光害，我们难道又要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有删改)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从鲁迅到巴金

①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以后，面对文学领域留下的巨大空白，有人试图重新选定一个作家作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但事实上，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人能够企及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不能用册封的形式来选定的，它只能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且是在风雨相伴中经受考验。

②我们所谓的鲁迅传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抗战以后，由于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态也必然地发生变化，它虽然不可能以战前的方式来体现，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依然是凝聚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核心力量，总是会通过貌似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已经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道路所证明。我们只有确认了这些基本的特征，才有可能对于巴金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活动的意义有所理解。

③鲁迅精神传统的主要内涵，是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并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这是鲁迅战斗传统最为重要的生命核心，也是它的活的灵魂。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鲁迅精神，没有群体的批判实践也不是鲁迅的批判策略，而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日常文化细节一味作高谈阔论，更不是鲁迅所认可的批判方法。鲁迅是极富专制体制下反抗经验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所面对的黑暗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凭着热情与勇敢是决不能胜以对方的，所以他对于暴虎冯河之类的莽撞做法一向嗤之以鼻，这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煞费苦心寻找同盟军、布成统一战线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点，正是激进而且“左”得可爱的青年们决不肯给以理解和原谅的。再者，鲁迅的批判精神始终是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的，总是从具体事件的斗争上升为一般批判精神，所以他一再拒绝出国去做流亡寓公，宁肯不顾危险站立在他所深深热爱却不得不接受其怨恨相报的现实社会当中，与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这也是他后来放弃功成名就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招人讥骂的杂文写作的原因所在。

④巴金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有许多地方都与鲁迅相似。他们在走上文坛前都接受过某些西方的社会思潮，并且以此为旗帜投身于社会运动，也都曾经因为理想的失败而陷入深刻的绝望。后来他们以小说创作著名于文坛，成为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又重新鼓舞他们离开文学创作，转而写作反思社会历史、反思民族弱点的战斗性杂文，在无情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成为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

⑤但是巴金与鲁迅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鲁迅在社会理想方面持现实的战斗态度，他渴望与先锋性的社会思潮结成同盟，从他者的理想中寻求未来道路；而巴金很早就接受并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自以为是接受了先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因此对于别的社会思潮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在1949年中国政治史上试图拉开社会主义的序幕时，他曾经努力从中找到与自己所期盼的理想世界相吻合的地方，所以在1950年代他写作许多欢欣鼓舞的文章，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正如他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等人在十月革命后也都满腔热忱地回到俄罗斯去参加理想世界的建设一样，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绝不可能无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巴金深受克氏的影响，这才有了他在“文革”浩劫以后《随想录》的写作，这也是巴金的伦理学和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与鲁迅有所不同。鲁迅绝望而战斗，无比深刻；巴金则始终有理想的照耀，他的绝望中有温情，多少是含有遗憾惋惜的因素。

⑥与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一样，巴金晚年选择写《随想录》也是充满争议的。鲁迅晚年杂文正是《随想录》的思想渊源和血脉渊源。这在《怀念鲁迅先生》和《鹰的歌》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过：“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随想录》是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事实上也只有巴金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这是巴金学习鲁迅的最后一次重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