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信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天和小孩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天不一样。讲共同的天的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等等也是这样。

②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后一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话一样，不止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创造一个世界。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

③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

④可惜我把话语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现实生活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水母制作，而且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连环，不知道这个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世界。

（选自金克木《书本世界》，有删改）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就在上一个千年之交的北宋，中国社会的经济交易中已经大量使用纸张印刷的货币——“交子”。交子作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最初是由四川商人联合发行的，基本上只在四川境内流通，因为可以随时兑付，迅速得到社会承认。后来，虽然这些“钱商”破产了，但是“钱”的便利却没有破产，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却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

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货币的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还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后来只是因为纸币信用太差，禁止铜金银实际上行不通，朝廷才被迫解除禁令。不可兑换的纸币，其信用受发行量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宝钞滥发，急剧贬值，自宋朝开始的这种前现代形式的纸币流通，在明代就逐渐退出经济活动。

曾经在忽必烈宫廷供职的马可·波罗这样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奇事”：“大汗国商人所至之处，用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竟与纯金无别。”一个“竟”字，让我们知道中国的纸币对于当时外国的上智人士仍然是未曾想象过的事情。纸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如何运转，虽然现在是电子货币登场，纸币的社会角色仍然不容忽视。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最近一千年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围绕着那张又轻又薄的“纸”展开的。

人们对“钱”的追求，开通了全球交往。以西方历史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代表，西班牙发现美洲和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后来则有“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把“米”字旗插到世界各地的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是追逐着“钱”而走遍世界。

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欧洲国家是货品的净输入国。中国和中东国家都很少从欧洲进口商品，这样，欧洲国家就需要支付金、银等“硬通货”。中东国家要求黄金，这促使欧洲人从非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黄金，用于中东贸易；中国要求白银，这促使欧洲人到美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银子，与此相应的是始于18世纪的欧洲人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所以货币都可以折合成“银两”，一直到民国初年。 

（摘编自王则柯《钱》）

林语堂通过他的英文著作，让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持久的印象。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马悦然原本打算在瑞典高中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散文的，林语堂的书使他走上了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路。

马悦然是透过林语堂的著作去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他在纪念林语堂的文章里，长段地征引了小说《京华烟云》中对北京近乎完美的叙述。1980年，马悦然到了北京，但找不到林语堂笔下的古都了。于是他大为悲恸：“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这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正是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所说的“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透过这种文学的力量，林语堂在读者的心目中为北京的事事物物铸就了一种永恒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因时间之推移而稍有改变。马悦然的眼泪，说明了林语堂文学技巧的成功，也说明了他为林语堂所误导。当然，林语堂绝非有意误导，而是读者情不自禁地受了他的催眠。林语堂笔下的北京是林语堂心中的北京，感受和真实的存在之间当然是有距离的。

永恒的形象常使外国人怀着看博物馆的心理来看中国，结果真实的中国反而成了一定的虚幻，而心中的形象反而成了真实。林语堂的著作常能使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感到当前的种种都是过往的一种堕落或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