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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致说来，人类的终极关怀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给多样的现实世界以统一之本体存在的哲学承诺，一种是给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宗教承诺，一种是给异化的现实人生以多样之审美观照的艺术承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哲学之本体论和宗教之形而上学纷纷面临着学理上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便需要自觉地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历史使命。

（3）一般认为，艺术的价值是多重的，这其中既有认识论的内容，也有伦理学的成分。而在我们看来，认识内容的多少并不是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否则，徐悲鸿笔下那幅不太合乎解剖学原理的《奔马》便不会价值连城了；伦理成分的强弱也不是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否则，贝多芬谱写的那首不太具有道德色彩的《月光》便不会被千古称颂了。说到底，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于认识，不在于教化，而在于给人想象的空间和情感的慰藉，是对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所进行的精神关怀。相对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关怀分为初级和终极两种类型。所谓“初级关怀”，是对人们生活情绪的放松、抚慰、宣泄，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比如我们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到影院中去观赏一部惊心动魄的美国大片，到歌厅里去唱几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虽然没有什么强烈的精神波澜、深刻的灵魂触动，但总归是一种精神享受。所谓“终极关怀”，则是对人们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比如我们在孤独、寂寞或遇到情感危机的时候去音乐厅欣赏一部交响乐，去歌剧院观看一部悲剧，虽然不见得开心、解闷儿，但常常会有一种心灵的触动、情感的慰藉。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状态、不同境遇中的欣赏者来说，这两种艺术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就艺术自身的价值而言，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有意义。

（4）一部优秀的艺术品，哪怕是写平平常常的事物，也总能上升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加以理解。譬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写的那首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从字面上看，通俗易懂，仿佛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但它之所以被人们千古传颂，自有其“终极关怀”的重要意义。那“一岁一枯荣”的生命历程，就像代代不息的人生一样，在宿命的轮回中不断燃起新的希望。一首40个汉字的短诗如此，一场戏剧、一部电影、一篇小说更是如此。古今中外凡是超越民族和地域从而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品，无不具有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5）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并不发达，宗教也并不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古人的“终极关怀”往往是通过审美活动加以实现的，这种“代偿功能”也正是中国古典艺术特别发达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文明的人类之所以陷入异化的痛苦，乃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刃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因此作为治疗异化痛苦的古典艺术，最常用的方式是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断裂重新弥合起来，从而将短暂的现实人生与永恒的自然存在联系起来，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族类生活联系起来。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郭国昌

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时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大力否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可以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观念。即使在现代诗歌受到人们广泛质疑的今天，诗歌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的看法恐怕还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诗歌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艾青说：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只要翻开郭沫若、艾青、穆旦等人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发生。诗人不但要生活着，而且要生活得更具广度，更有深度。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胡风说：诗歌是发自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身后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询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会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通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读郭沫若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渴望民族新生的期盼；读艾青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面对民族抗争的悲壮；读穆旦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在艰难境遇中的痛苦。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像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

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也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日常口语成为诗歌的语言，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是诗意化的口语。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正是诗人通过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情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知道他用什么语言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用什么语言写什么。当我们的诗人也知道这样做的时候，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广受人们争议的问题了。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沭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训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尊者、长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摘自胡申生《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感恩。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