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电池可以利用蜗牛体内葡萄糖发电。我们在蜗牛壳上钻孔，把覆盖着酶的电极植入聚集在蜗牛身体和壳之间的血淋巴，也就是蜗牛的血液中。与其他类型的电池类似，我们的电池也是基于化学反应来让电子流动的：一个电极捕获血淋巴中葡萄糖的电子，之后这些电子会通过外部回路——包括我们想要供电的任何设备——抵达相对的电极。在那里，电子与血淋巴中的氧反应形成水。输出的电力很微弱，在微瓦的量级上，而且在数分钟后会因葡萄糖耗尽而断电。收获能量之后，蜗牛通过吃喝会恢复体内的葡萄糖水平，就可以再次发电了。而蜗牛看来并没有受到生物电池的伤害。

电池的输出功率受两个因素的限制：蜗牛微小身体内的葡萄糖含量，以及葡萄糖向电极扩散所用的时间。如果医生把类似的某种装置植入人体而不是蜗牛体内，我们就能获得更强更持久的电流，因为人类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要比蜗牛的高，而且人类的循环系统会持续把新的葡萄糖补充给电极（蜗牛没有闭合的循环系统）。一个想法是用我们的生物电池基于人体的修改版来为植入医疗设备供电，例如起搏器。蜗牛不能为手机充电，但它能为微型传感器供电，这促成另一个想法——让蜗牛、蠕虫和昆虫为环境监测和国土安全服务。

《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一日过万册”，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拍打着，蛇样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人群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火爆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厉害的讲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

自余秋雨开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两条：一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需要人把文化通俗化，导入大众之耳。二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出版的一窝蜂，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会读孔子，孔子真的像艺术家金锋塑造的那样——要哭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今年电影市场爆款。作为一部国产改编版动漫电影，究竟满足了怎样的期许，才演绎了一场颇含决绝意味的“逆天改命”？

《哪吒之魔童降世》依然是从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找素材，并与已取得一定成功的《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一脉相承。这一方面得益于民间传说题材具有较好的改编基础；另一方面，民间传说题材既能兼容不同时空、多重相互矛盾的情感元素，又能经由改编承载、反映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与心理期待，更适合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与演绎。

其实这些年的银幕上，对传统文化题材的现代性改编，屡见不鲜，但成功者凤毛麟角。大部分作品仅停留于元素叠加的层面，似乎将传统故事叠加上现代性符号就可以摇身一变完成转化。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完全放弃了这种套路，尝试进行彻头彻尾的神话重述。传统的哪吒故事退居为一个载体，里面全然承载着属于当代人的价值观与精神属性，以及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角度与方式。

从人物设定来看，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人物放置于今天有着扁平、呆板、脸谱化的缺陷。哪吒母亲殷夫人的形象贤惠、柔弱，但存在感较低；经此番改写，变身成了武艺高强、斩妖除魔的职场女性形象，工作繁忙却也为如何陪伴哪吒成长耗尽了心力。父亲陈塘关总兵李靖，在以往的设定中太不讨喜，作为父亲，不爱哪吒、不信哪吒、不护哪吒，还每每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要惩罚哪吒，这样的形象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心理期许。而在此番改造中，李靖的形象变得柔软，变得让人熟悉，他不善言辞，总是把爱深藏心底，对儿子有着很高的期待，却最可能暗暗地为儿子牺牲自己。这一版殷夫人与李靖的形象里暗藏着太多现代父母的影子，让观众无形中觉得可亲、可近，能够代入自我、投射自我，又随着片中人物的命运无尽唏嘘。

从故事架构来看，哪吒的故事本质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在世间历经种种遭际，由懵懂无知到唤醒英雄意识，再到成为英雄。具体到哪吒，“反抗”是其成长蜕变的核心元素，在传统的《哪吒闹海》中，哪吒反抗的是封建压迫。此时英雄的成长是“被迫”的，外在苦难的刺激，外在的对抗性压力，成为了英雄觉醒的触发点，“命令”着英雄展现英雄特质拯救苍生。但到《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里，却在尝试英雄故事的另一种演绎模式。英雄成长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新版哪吒的成长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具有内向性驱动的主动选择，是一场笑泪参半的自我延展、自我实现。这种颇显孤独与执拗的“选择”才会让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直抵人心，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传统文化题材是幻想类叙事文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好评的国产动画作品，多在不同程度上娴熟运用着传统文化要素、融入中国的历史故事，却反映出直指当下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诉求。《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火爆，让人开始对打造高水准的中国神话传说系列心向往之，但这种系列作品的完备与成熟还需要后续作品的品质与口碑来维系，对国产动漫来说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不短的路要走，也许正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那句著名的结尾：“我们的目光所及，只是不远的前方，但是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  

（选自边远《国产动画电影打破传统文化现代性改编套路》，有删改）

材料一：

“教育成果的差距实际在入学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越来越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如是说,“很多研究证明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为儿童创造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良好开端。”

2015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验的结果显示,接受至少两年早期教育的儿童在15岁时的平均学业水平比其他儿童更好,而且接受学前教育的年限越长他的表现就越好。“所以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会有很大的经济回报。21世纪，学前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012年世界三年毛入园率比1999年增长了20.9%，入园人数增加64%。”刘焱认为全球范围内，学前教育已经进入现代化的时代。

(摘编自2018年1月15日《中国政协报》)

材料二:

2016年我国五大民办幼儿教育机构合计拥有加盟和直营幼儿因5000多家,市占率仅为3.24%。其中数量最多的红缨幼儿园在全国拥有3000多家幼儿园,市占率仅为1.95%;仅次于红缨幼儿园的北京博苑拥有900家幼儿园,仅占0.58%;大风车、大地、红黄蓝的市占率分别仅为0.32%、0.19%、0.19%。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不高,优质幼儿园数量较少。我国目前幼师普遍学历不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本科以上学历的幼儿园园长仅有7.5万人,占所有幼儿园园长的30%,未定职级的有63.19%,专任教师中仍有2.2%为高中以下学历,73.38%未定职级。师资水平不足导致提供的大多只是简单的教育服务,这对于幼教的长远发展不利,此外,民办幼儿园水平高低不齐,很多幼儿园存在管理混乱、课程不成体系等问题,能够提供优质的师资力量和健全的教学体系的幼儿园数量有限,基于此,跑马圈地式的扩张仍旧是主旋律。

（摘编自2017年7月12日《中商情报网》)

材料三:

据了解,2013至2018年,中国在园幼儿从3894.7万人增至4656.4万人,而目前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缺口52万人,考虑到2020年适龄幼儿新增入园需求,相应还需增加专任教师13万人。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在4月12日北京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二十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建议,扩大学前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生规模和范围,培养爱学生、懂学生、专业精的优秀教师。支持优质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办成幼儿师范学院乃至幼儿师范大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有学部教授刘焱认为,2015年实施的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其通过率极低,意味着每年大量的毕业生无证上岗。她建议,把这项考试分为教师助理(保育员)、初级教师、主任教师等三个层级,分别提出学历和实际工作能力两方面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茄分析,当前幼儿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部分教师不能很好地贯彻“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等教育理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师缺乏课程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她说,应从国家层面出台幼儿园课程指导。

当前,还存在着乡村幼儿园教师月收入不到2000元人民币、一些大城市一个保姆的工资就可以聘3个幼儿教师等现况。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认为,应优化政府财政投入结构,逐步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建立健全幼师从教津贴和职业年金制度,提高幼师福利待遇。

(摘编自2019年4月13日《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