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40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以宇宙为背景的宏大设定,配上太空场景、灾难景观、工业风格、热血少年,让这部电影颇具观赏性。在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那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瞩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木来的想象空间。

(摘编自金仓《(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2月13日)

材料二:相比于其他艺木门类,电影更能艺术化地体现国家立场、国家意志、国家情怀。中国电影票房突飞猛进的背后,是中国电影银幕数的飞速增长,更是电影类型不断完善、电影创作者国际化表达和电影产业的国际化视野不断推进与扩大。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须直面一个亚待解决的问题: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如何自我建构,如何自信挺立于世界?

2018年12月11日,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由此必须明确,对于那些完成了类型化突破、严业化突破、创作主体突破、叙事题材突破、制作能力和水平突破的优秀影片,我们应该如何给于支持,如何对其形成的环境和机制予以进一步保护。

(摘编自李航《中国电影的类型突破》,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三: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影视创作,我们发现,在此起彼伏的市场喧嚣中,有一类影视剧,尽管没有多少叫卖声,却牢牢地刻在人们的审美记忆里,那就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影视剧最突出的成就和最厚重的作品都蕴藏在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指导创作的作品蕴藏着恒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生命力,能穿越时代和历史,成为常看常新的经典。而那些脱离现实、疏离时代、回避主流和只求娱乐与眼球效应的快销产品,哪怕曾鼓噪一时,也只能是过眼云烟,转眼即被丢弃到文化垃圾堆中。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影视剧创作的经验再次证明,现实主义精神是影视创作的生命线。

今天,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化,百姓的喜怒哀乐,处处充满感人肺腑的故事,构成了一片朝气蓬勃、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令现实主义创作大有作为。现实主义是新时代包括影视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影视创作这种思想艺术活动的根本特征,把握住这个根本特征,才能保证文艺创作主流不偏向,不跑题。 

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善于从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苹取精华、汲取能量,沉下身子,扎根群众,用现实的厚重质感来呈现活本来的自然美、力量美、震撼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杨明品、胡祥《现实主义精神成就影视精品力作》,201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

波兰布热金卡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

每天都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布热金卡——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布热金卡存波兰南方城市奥斯维辛城外几英里的地方一世人对奥斯维辛这个地名更熟悉。奥斯维辛大约有12000名居民，距华沙120英里，地处被称为摩拉维安门的山口的东头，周围是一片沼泽地。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一道组成了被纳粹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杀人工厂的一部分。

十四年前，最后一批囚徒被剥光衣服，在军犬和武装士兵的押送下走进毒气室。从那时起，奥斯维辛的惨状被人们讲过了很多次。一些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罗道夫•弗兰斯•费尔南德•霍斯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回忆录，详细介绍了这里进行的集体屠杀和用人体作的各种试验。波兰人说，共有400万人死在那里。

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现在，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都是很安静的地方，人们再也听不到受难者的喊叫了。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们在想象中把人同牢房、毒气室、地下室和鞭刑柱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指一指就够了。

（节选自必修一《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作者罗森塔尔）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意味着中华民族这段历史的血色记忆成为世界记忆，“申遗的成功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传播的新里程碑”。近年来，南京大屠杀史实知晓度逐年上升。仅在2017年，就有26万余外国人来到纪念馆参观，在纪念馆的留言本上也留下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字。

“这是一段悲惨的历史，应该被世人铭记，并且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加拿大圣托马斯市市长海瑟•杰克逊参观纪念馆后留言。“参观了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非常震撼，捍卫和平是人类的心声。”挪威学者、有着“和平学之父”美誉的约翰•加尔通感慨。

继2016年10月《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冈城进行后，2018年6月，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走进白俄罗斯、捷克。展览以“欧美人士视角”为切入点，以“第三方档案，，为素材，客观呈现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短短几天内吸引很多当地市民自发前往观展，并给他们带来深深的震撼。

捷克摩西州副州长卢卡斯为之动容:“欧洲民众渴望加深对亚洲国家二战史的全面知晓。尽管说什么都无法让无辜死难者重生，但我认为纪念这样的历史事件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让所有人都在心中记住战争的残酷，在内心深刻反省，这样才会防止战争历史重演，推动世界和平。”

（节选自《新华日报》2018年12月13日第F01版《共同推开记忆之门，一起点亮和平之光》）

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韩秉方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出世无为，以柔克刚。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且，据记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西行入周向道家祖师老子请教问礼。两家还都共同尊奉众经之源《易经》为经典。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潜”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尊奉儒家为“正统”，但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战争动乱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此后，在隋末战乱后建立起来的唐朝，又遵法李氏祖先老子之道，有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伟业。

儒学、道学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大都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士子们若能“学而优则仕”谋得一官半职，则入仕干政，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为天下人谋福祉。一旦仕途失意，或进身无门，则往往到道家那里找安慰，回归自然，即走上所谓的“独善其身”之路。前者典型是痴心于“致君尧舜上”的”诗圣”杜甫，而后者当属“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诗仙”李白。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沧桑历史，到处都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

而且，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种，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节选自《读书)，有删改)

材料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低到高分别是劳务出口和自然资源出口、产品出口、知识产权的共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我国的对外合作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与知识产权共享相结合的形态。

“一带一路”是我国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发起的共商规则、共建平台、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联动发展倡议，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长期战略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单纯扩大中低端经济增长要素存在诸多局限性，只有坚持知识共享，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最终实现共享繁荣的目标。

以技术要素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技术附着于实物商品，并通过产品出口实现经济利润，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越高，其利润越大。我国在高铁、核电等基建领域以及5G通信、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电池等新兴领域，已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已经实现了从产品出口到知识产权共享的跨越。“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与我国存在现实发展势差，以知识产权共享为关键的国际合作将占据重要地位。

（摘自《知识产权共享将占据关键地位》，《光明日报》2018.12.26）

材料二：

2008年6月5日，我国颁布施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10年来，我国修改完善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到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中请量达到138.2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文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排名全球第二。

知识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不仅能促进技术迭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标注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四十年间，外资企业成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的亲历者、见证人。最近，广受关注的苹果与高通公司专利诉讼在福州中级人民法院有了新进展。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在遇到专利纠纷时，选择到中国来寻求正义。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彰显着外资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司法、执法的信心。

也不可否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任重道远。比如维权成本与侵权成本不匹配的矛盾如何解决？“洗稿”“伪原创”等打擦边球的侵权行为不时出现，对于这样隐蔽性强、取证难的侵权行为又该如何处理？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中，这些问题亟待破解。

（摘编自张凡《保护知识产权，凝聚创新力量》《人民日报》2018.6.5）

材料三：

近日，日本媒体被一则消息拨动了神经——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日本经济新闻》直指，在日本技术立国的地位出现动摇的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逐渐走向“中美两强”时代。

日经中文网报道，3月2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7年全球企业等申请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中国申请专利数量2016年增加13.4％，成为唯一一个专利申请数增速为两位数的国家，达到48882项，超过日本的48208项，升至第二位。日本的申请数量增加了6.6％，但以微弱差距位列第三。而占据首位的美国，去年申请数量为56624项。

“中国正在成为知识产权‘强国’”是日媒关注这一消息时开门见山的看法，而对于中国如何成为“强国”，内驱力从何而来，外界始终对中国保持着“强势围观”。《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报道提到，中国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将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举全国之力改善知识产权市场环境。

俄罗斯《独立报》3月初则援引经济分析师阿尔乔姆·杰耶夫的观点说，中国目前遇到了贸易摩擦、全球爆发新危机等问题，“中国不得不在迅速完成外部订单的同时，向主要贸易伙伴推广本国技术和产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激烈动荡的时局中保有安全感。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