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满山的山花啊

乔 叶

明天就是农历三月初三，是“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的那个三月三，也是踏青游玩正当时的那个三月三。

恰逢上泌阳举办盘古文化节，午饭过后，便被主办单位安排登泌阳的铜山。 导游是个面色黎黑纯真朴实的山里的女孩子，穿着崭新的鲜红运动套装，很庄重的样子。 由于紧张的缘故，除了必要的景点介绍，她一直沉默。

“这山里还有什么特别的？”有人问。

“有。”她说，“花。”

花。确实，这山里除了叶的绿和石的青，其他的颜色就都是花的了。这些花我大半都认得。沿着山谷攀援而上的，有一丛丛金黄色和纯白色的唇型花朵，那是金银花。缓坡上娇弱安卧的，穿着深红、浅红和乳白色衣衫的纤细花朵，那是瞿麦。和金银花的金，油菜花的金以及迎春花的金比起来，连翘花的金又有所不同：也许是因为在深山里面，见得人少的缘故，它显得格外热烈，格外烂漫，格外没心没肺，无拘无束。

我知道，这些花都是药。我问小导游：有没有人上山采药？她说：没有。我默然。想来也是，这些花现在已经被圈在了景区之内，应当是景区的资产，怎么能允许随便采呢？

不经意间，一回头，就可以看见一两株桃花红和梨花白。和那些琐琐碎碎的花比起来，这些花树绽放得肆意大气，气势磅礴。不过，我也知道，因为无人修剪，这些树的结果功能会越来越退化，到季时多半只能挂些小果，而那些青涩的小果，只能留给鸟儿吃。

这些花儿，都是寂寞的。这满山的花，都是寂寞的。

我蓦然想起一个女人。

那是多年前看过的一个记录片：一个陕西女子，于山中生活多年，从没有出来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村里几个女人来到了西安，走在西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大街上，同伴们都兴高采烈地看稀罕，她却突然蹲在马路边，痛哭失声。人们问她是不是钱包丢了？她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还可以这样生活？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

这个记录片当时是在央视放的，很轰动，曾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说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山妇来说，如果她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那她还不如当初就不出来，一辈子待在山里或许才是最幸福的。也有人说她出来看看也可以，只要不想太多就行了，就像她那些同伴。对某些人而言，懵懵懂懂才会少有烦恼。对这些，我都不能认同。事实上，从她失声痛哭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已经被改变了。没错，她可能还得回到深山里继续以前的日子，但那继续只是表面的。她知道了西安，她知道了通往西安的路。她可以不止一次地走进西安，她可以在内心一点点地靠近西安。她靠近西安的痕迹会镌刻在她的汗水里，脚步里，笑容里，皱纹里。也会镌刻在她对孩子的引领里。在她的意识里，西安这座繁华的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精神生活和纯粹理想，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生活——成为一个梦。

这多么重要。一个有梦的女人，她的名字注定将会与那些山妇有所区别。或许做了一圈梦之后，她还是会在山里做山妇。但此山妇与彼山妇已经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又想起了陶渊明。陶渊明“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生活潇洒得千古芬芳。而有史料记载，一日，朋友去看他时他却正为儿子叹息。他说他有意让儿子出仕，朋友不解，陶渊明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能够淡然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了繁华，从繁华到淡然固然是一种境界，可我儿子还不知道繁华是什么样呢，就让他这么过一辈子，对他是残忍的。

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正如只有饮遍了世间美酒的酒徒才最有资格说清水至味一样，所谓平淡是真，背景必须得是无数的斑斓锦缎。如此，风吹烟云散尽才果然能让人看到万里苍穹。这是阅历的力量，这是底蕴的力量，这是紫陌红尘的力量。经过这些力量清洗之后，才是境界。因此，即使是佛祖青睐有加的唐三藏，也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取回真经。

所以，那个陕西女子的哭，让我久久难忘。她应该哭。她的哭，比那些懵懵懂懂逛城里的同行者的笑，更美。

这是一朵醒了的山花。

“这小姑娘是该到外面见见世面的。”

“其实她这样也挺有风味的。鲍鱼有鲍鱼的美，野菜有野菜的香。”

……

眼看就下山了，我隐约听到后面的人在议论那个小导游。我沉默。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的山花从我面前闪过。我只有沉默。我知道会有无数的人说：这些花与大自然多么和谐，多么一体，它们就该长在这里。但我也知道，这是城里人的话。感叹的生活是诗歌，抒情的生活是散文，除此之外的一切严酷真相，都是小说。

这满山的山花啊。

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历来追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又是诗歌美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和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代的中国诗人，而《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践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映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火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摘编自叶延滨《人与世界和谐共处是中华诗歌中的传统精神宝库》）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