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材料一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过程包括人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战略实际上是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职业转变，即离土又离乡,将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居住空间的城镇化；第三阶段是身份转换,即不仅了职业和居住环境,而且在户籍上也转变成了城镇户籍,实现了人口数量的城镇化;第四阶段是角色转型,使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角色的市民化。当前,第四个阶段的转变已经开始,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制订却尚未完全启动这就造成职业的转变、地域的转移、身份的转换并没有产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结果,致使熾镇化战略不仅效果难以充分体现,而且质量也难以提升。因此,如何进一步抓住城镇化的本质以人的城镇化为中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便成为摆在我国政府与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摘编自文军《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材料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原应大有作为,但出人意料的是,近年来出现了“逆城市化”异象。部分城市人群离开城市,流向更小的城市或者返回农村地区,”“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

有人认为,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仍处于低水平的阶段,过早出现的这类“逆城市化”现象,对今后的城镇化发展不利,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以及人口红利衰减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利。

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成本提高、资源压力加大等一系列问题。“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就会同时出现,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有更多的休闲需求,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有逃离城市喧闹的需求等,并非只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高生活成本而离开城市。

(摘编自贺军《客观看待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

材料四

在城市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区集中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城市化在地理空间上也表现出了各自的特征。美国的大都市化对人口与经济的聚集特征明显。2004年,美国244个大都市区,占国土面积的26%,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达83%,创造了全美就业岗位的85%和全美GDP的86%,人口、就业和经济总量之间的比例较为均衡。中国的城镇化对人口的聚集特征同样明显,省地两级城市市辖区的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6.7%,集中的户籍人口近30%,而对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更高。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等6大城市连绵区,占国土面积的12.38%,集中了全国22%的人口,GDP占全国的比重却高达50%。这既表明了6大区域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提示了我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显著;既说明经济发达地区未能集中相应的城镇化人口,也说明中西部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人口城镇化的步伐。

(摘编自罗思东《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什么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错误：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郑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枝名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呜然吹响。

《三国志》里记载周瑜雅擅音律，即使酒后也仍然轻易可以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遥唱道：“曲有误，周郎顾”，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料到自己竟中了弹琴素手甜蜜的机关。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于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它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眸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须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它一错，哪来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它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它一点。“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三万六千五百分之一的差误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化出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惟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潘朵拉的盒子”有些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追究的奥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揭封”又比潘朵拉“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堂的右廊尽头，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伏魔之殿”四个字，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碣，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

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星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

《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是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截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

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来，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作兴有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炼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揭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不是叛逆，是可以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一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兰心惠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待他三分一有一次，我给学生订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缴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有时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叉路。又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的可以“通幽”。错就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叉路可以是另一条在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急转直下的美丽情节。

（有删节）

①古代的野生兔子多见灰褐色，白兔只是变异现象，极为稀少，一旦见到，就要载歌载舞地献给朝廷。我们今天看到的数量众多的白兔，是后来由地中海穴兔人工驯化繁殖而来。赤兔在古代更为少见，被视为“大瑞”，美好的愿望还延伸到了吕布的坐骑上，估计古代的赤兔大概和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一样奇异吧。但赤兔确乎存在，生活在东非的灌木丛林中，毛色红褐。兔子眼睛的颜色与其皮毛是相关的，也就是黑兔的眼睛为黑色，灰兔眼睛为灰色，白兔的眼睛则是透明的，红眼睛是眼球内血液所反映的颜色。那么，真正的红眼兔儿该是赤兔吧。

②无论白兔赤兔，因其很萌的形象，总是教人欢喜怜惜的。元代袁桷有一首有趣的《舟中杂咏》：“家奴拾枯草，走兔来相亲。生来不识兔，却立惊其神……”这个可爱的家奴，看到奔跑来亲近的小白兔，犹如梦游仙境的爱丽丝看到三月兔一般，惊讶非常。他忘记了追逐，呆立而神往，正是人和兔子相看两不厌啊。同样美好的画面还有唐代诗人王建笔下的天子护兔：“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击，玉鞭遮到马蹄前。”这玉鞭一挡，更胜于击退千军万马。

③兔子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则是拿着玉杵、跪地捣药。晋代傅玄《拟天问》说：“月中何有？白兔捣药。”传说有个长工不慎将主人的一只兔子的脊骨打伤，惶恐之下，把伤兔藏进了豆地。后来发现伤兔并没有死，并且伤处渐渐痊愈，原来它经常啃食一种缠在豆秸上的野生黄丝藤。他便用这种黄丝藤煎汤给父亲喝，父亲多年的腰伤也治好了。这药便被命名为“兔丝子”，由于是草药，后人冠以草字头，叫成“菟丝子”，有“续绝伤、补不足、益健人”之功。

④我在敦煌看到过耳朵互连、往同一个方向奔跑的三兔图，这种形象真有一种追逐无尽的时空感。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在身边，却永远追不上吧。这样的三兔图竟也出现在英国中世纪的教堂内，也许是通过那一条神奇的丝绸之路、是那些包裹圣物、覆盖圣坛、缝制祭服的东方丝绸提供了参照。我也曾近距离地注视过北宋崔白的《双喜图》。淡淡的月光下，有风的山林中，两只喜鹊与一只兔子邂逅。好奇的兔子，以一个优美的姿态，惊起却回头。

⑤兔子体形柔软，据说回头时连自己的脊梁都能看到。歌德即把兔子理解为女性的体态美。那么美好柔弱，却总不在掌握。守株待兔的成功几率是很小的，所谓动如脱兔，和猫一样，兔子很女性化，若即若离，所处别有天地非人间。兔子每天的睡眠时间只要120秒，而且不太喝水，只要饮食草叶上的露珠就能解渴了，似乎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即使奔跑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穿云过雾。但是它上承猛虎，下引蛟龙，随日月行走，与草木共生，又是刚柔并济的，属兔的朋友就把他的书房命名为“龙前虎后斋”。

⑥《诗经》中的“有兔爰爰”，写出了兔子逍遥自在的状态。我有一方“有兔爰爰”章，钤在画上，并以“爰爰”为画名，当是以兔子的意念神游了：有兔爰爰，跨塘乘月，月生沧浪痕微。看万籁踪迹，风起云堆。浩荡浮生怎许，浑漫与、笔底芳菲。无人会，一声鹤唳，天地清辉。峰回。看潮走马，千万遍阳关，谁与同杯。问平生幽恨，有雪无梅。流尽江湖秋水，秋水外、莺燕双飞。因何去，云间一樽，更向何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