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以太极为本原的、秩序谨严的有机整体。此即《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蕴含的太极整体观。《易传・序卦》则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详尽、气势恢宏的宇宙图景。《易经》六十四卦便是对这个宇宙图景模拟所得的一套严整的象数符号系统。这些是对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独特表达。由于宇宙万物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当然是宇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时，应摈弃那种让人类走了很长弯路，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鼠目寸光式的行为方式，进而建立起一种从整体出发、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现代行为方式。而这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

在太极整体观的基础上，《周易》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此之谓《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即《易传》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和“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所显示的发展观。这告诉我们，由于宇宙是一个富有日新、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当然，我们反对对人类前途的一切悲观论调，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恰恰相反，人类应该迅速警醒，从容应战，精诚合作，以顺利渡过难关。

《易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其中的“天地”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蓝天、大地，而应看作代表宇宙间所有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如天人、男女、上下、泰否、身心、内外等，《易传》以“阴阳”统称之。这就是说，如果阴阳两方面处于相互交感融洽的状态，则彼此都能亨通兴盛；反之，如果阴阳双方处于相互封闭隔绝的状态，则彼此都将走向衰败。此为阴阳交泰观。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便是天人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忍无可忍”而进行“报复”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诚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

《易经》曰：“‘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保有节度则会万事亨通，若以节制为苦，则诸事不利，不必占问。《易传》进一步阐发说，以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履险蹈危，以随时使自己居于恰当位置的自觉意识保持节度，以居中守正的刚健气魄创造亨通；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并各有成就；人类也应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度并形成严格制度，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此之谓《周易》的节以制度观。大自然的负荷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为了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生存质量，为了使人类能有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时刻告诫自己注意节制。

（摘编自赵建功《〈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一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

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

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经泄露,人们부已经使用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译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普通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但防护能力不够，就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的让渡出去，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得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但内容信息即使让渡，也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费用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

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有次我老婆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我去办公室指导学生，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推送了大量女式衣服，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搜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人工智能语隐私保护》）

材料一：

人们对网络红人的褒贬不一，但不容小觑的是，这个群体日益增长的数量，以及其所催生的“网红经济”。过去的2016年，被不少人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网红元年”，“网红”效应渗透社交、电商、直播、游戏等移动互联网的各个细分领城，撬动经济规模据预测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下同）。新近在沪举行的“2017超级红人节盛典”上，知名大数据研究机构艾瑞发布的《2017网红生态白皮书》显示，微至今年5月，网红在微博的粉丝总量达到4．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0．6%，直接給了“网红经济”的发展助力。

相伴而生的是，“网红产业”的专业化，大量专门支持和服务网红发展的机构开始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红成名依靠的不仅是运气，而且有背后经济公司的专业运作。

（选自郑莹莹《“草根筑梦”的中国网红》，2017年6月18日“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摘自“易观”文化公司研究数据）

材料三：

“网红”（网络红人）产生存在基本原因。泛娱乐正在成为社会中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人们走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自身的某种特质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被网民不断地放大，网民的审美、审丑、刺激、娱乐、臆想、偷窥、起哄、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成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红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根据搜狐发布的100名网红排行榜可以看出，美女仍是网红的“形象担当”，占比高达36%；以漫画家、作家领衔的网红占比21%，创作型网红开始崭露头角：领域的专家、学者占比14%，由此可见，创新型的内容生产依然比较受效迎、行业领域高手网红呈大幅度上升趋势。由于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视频主播网红呈大幅度攀升的趋势。网红形象在网红经济的推动下不断扩大范围，渗透诸多行业，如企业家网红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助力品牌营销与传播也开始出现。

（选自沈霄、王国华等著《我国网红现象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与治理对策》）

材料四：

有专家表示，网红经济这四个字应该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固有名词，国外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国会有。但是它未来会演变，会朝有内容的、高素质的网红方向去演变。

针对网红经济未来的发展出路和问题，创东方投资创始人肖永龙对记者表示，网红经济是点对点之间的直接互动，不同于传统的互联网电商，目前很多网红经济依靠个人力量在驱动，但由于个人的创造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一种模式的转换，没有相应的资本、团队的配合，久而久之，会造成审关疲劳。虽然网红经济在消费模式上有所创新，规模也在日渐扩大，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倾向问题，第二个是模式转换，如果最终形成不了一个平台或品牌，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

（选自皮成名《网红经济需要模式转换》，2017年6月19日《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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