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 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 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 (《论语•颜渊》) 。所谓“爱人”, 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 听说马厩失火, 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 而 “仁民”, 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 物虽不同于人, 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 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 如捕鱼、狩猎, 以及砍伐树木等, 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 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 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 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 即人和天地万物, 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 “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 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 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 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 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 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 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 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 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节选自《赵鑫珊散文选》）

共享经济过去就有，并非全新事物，只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可称之为共享经济：物品具有耐用性，即可以多次使用；边际使用成本非常低，即多次使用并不会明显增加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按需、便利使用，不会出现严重短缺。例如，家庭成员共用的耐用品、一些公共场合共用的物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共享经济范畴。而当前作为新增长点、新动能的共享经济，主要是指这样一种新情况：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在更大范围让非拥有者按需、便利使用。例如，共享自行车、共享汽车等。这些物品具有明显的耐用性，重复使用的成本很低。过去，因遵循“拥有才能使用”的原则，大量这类物品被长期闲置。充分利用这些物品的耐用性和低使用成本特点，让更多人按需使用，可以更充分地实现其使用价值，大大节约社会资源。

问题在于，共享经济在运行中会遇到一些复杂问题。第一，许多人共享使用的物品能否保持耐用性？第二，能否做到每次使用的边际成本很低？第三，能否保证共享物品不短缺？如果产生显著的边际使用成本，则使用者就应付费，这就使共享经济具有了有偿使用的性质。要在较大社会范围实现按需、便利使用，就得有充足的物品供应。这些供应者的身份实际上是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营利性经济必然要参与商业竞争。因此，一般来说，现在还难以做到像在家庭（或社区单位）中那样纯粹意义上的耐用品共享。

导致共享经济运行中产生上述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场合的道德文化环境不同，人们表现出的道德素养不同。在家庭或社区单位中使用共享物品时，成员大都会自觉爱护物品，使用后会存放在合适的地方，方便自己和他人下次使用；使用中也会注意不影响家庭或社区单位的环境、秩序等。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将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转化为共享共用物品，就会面对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使用者会不会爱惜物品？会不会考虑到下次或他人使用的方便？会不会为了同其他人争夺使用权而将物品据为己用？又如，由于现实中的共享经济同商业经济密切相关，具有营利动机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应遵循什么行为规则、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应该如何加以规范与监督？等等。

可见，共享经济能否充分发挥优势、持续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共道德水平。社会公共道德水平越高，共享经济的优势就越明显。如果社会公共道德水平不够高，不仅共享经济的优势难以体现，还可能产生额外的资源浪费及社会损失，并付出一定的社会管理监督成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然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我们要同样重视培育互助互利的公共道德，从而在全社会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摘编自金碚《共享经济发展取决于公共道德水平》

材料一

人们常说“太阳照常升起”。天天升起的太阳意味着一种周而复始、亘古不变的永恒。因此，绝大部分人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太阳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未来的某一天，太阳会不会突然衰老或膨胀，迫使地球踏上流浪的漫漫旅途呢？

目前，太阳是一颗正值壮年的“黄矮星”，曾经的46亿年中，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地球提供光照和热量。这些能量源于太阳核心发生的氢元素聚变反应，即每4个氢原子核经过一些中间反应生成1个氦原子核，进而释放能量，而绝大部分能量以光的形式散发。一秒钟之内，太阳可以把6亿吨的氢原子转化为氦原子，生成的能量中，仅有微小的一部分被地球吸收，不过，这一小部分能量就足以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繁衍生息。

不过，太阳进入“主序恒星”阶段之后，其整体亮度上升了20%左右，这一变化对地球上的生命演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当然，对于存续时间仅仅百万年、千万年的某一物种而言，太阳的变化并不会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但是，依照太阳的发展趋势，未来的10亿年里，它输出的能量会再上升10%左右，这一变化可能导致地球上的温室效应完全失控，那时，地球就只能另外寻找生存空间了。

（取材于公众号“品读百卷”）

材料二

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刷进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因为作者刘慈欣，因为主演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核科幻电影。

所谓“硬核科幻”就是科幻情节尊重技术和理论推演，故事发展受规律制约。影片中，宇航服、强化外骨骼、行星发动机等细节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地心引力》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因此科幻电影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而今天，《流浪地球》用符合科学逻辑的故事讲述，补上了此前原创科幻“硬度”不足的短板。

比技术上“可以为之”更重要的是“如何而为”。《流浪地球》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硬科幻表现的亲情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非常中国。

影片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人们在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试图飞出太阳系。无论是原著中的对白，还是现实里海外电影人的提问，“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这个问题既关乎科学设定，也能看出中国文化中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科幻大片不一样的中国式科幻电影。

观众会发现，影片中平时含蓄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他们在家国责任面前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但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如倔强的航天员父亲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在最后完成了两代人对家园希望的交接。

对于科幻片而言，《流浪地球》是资金和技术基础充实之后，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以硬科幻为核，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展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唯其如此，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的科幻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材料三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脱口而答“预言未来”。但预测具体事件和技术，并非科幻的目的。尽管早期科幻作品中提到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已逐步变成现实，但即使是重量级的科幻作品，对未来的想象也多半没有实现。

也许有人会回答“激发想象力”或者“激励人类探索未知”。的确，在这些方面，科幻的作用堪称显赫。早在公元2世纪，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幻作品的古希腊语小说《真实的故事》中，就已出现关于星际旅行、外星生命、星际殖民等内容。美国“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坦言，正是经典科幻小说激发自己去探索未知世界。但科幻的作用又不仅如此，好的科幻作品仍然聚焦于“人”。

在西方，科幻作品开始盛行的年代，正是人类最初进入太空的时代，也是人类开始逐渐意识到地球正面临环境、资源等种种严峻挑战的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开始提出一系列“如果”的问题。比如，如果人类或者你本人在真实世界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如何选择？也因此，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帕梅拉·萨金特将科幻定义为“思想文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讲述一个“拯救人类免于灭亡的奋力一搏”的故事。

尽管东方和西方关注的议题不同，但不少科幻名作拥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对人类情感的描摹。

该如何避免陷入“我们会一直如此生存”的盲目乐观，或者“反正灾难终将到来”的盲目消极；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挑战……这些都是科幻探讨的重要议题。

（取材于新华社的文章）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来，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