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散文不仅在创作内容上有新的突破，而且在书写模式方面也有新的跨越，正呈现出开放的文学观念和崭新的审美视角，为21世纪汉语散文的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台湾散文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下笔，而是逐步走向专业化、深度化、系统化。90年代的台湾散文令人瞩目的新类型有旅游散文、专业散文等。其次，迈入工业社会之后的90年代，台湾各种影像模拟媒体和多媒体传播体系加速发展，一方面威胁着传统文学的生存，另一方面却也为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拓展了更多重的书写空间，电脑网络散文的出现便是一个例子。

②旅游散文当然是由来已久，不过，大量以旅行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涌现于报端、出版物，是80年代后期的事。（甲）1979年，台湾才开放出境观光，在此之前能够外出“看世界”的人，只局限于少数留学生、外贸人员和异国婚姻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三毛有关异域的散文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让许多渴望了解异国文化的台湾读者大饱眼福。（乙）1979年开放出境旅游，1987年开放赴祖国大陆探亲，使台湾居民外出旅行之风大盛据统计，90年代，台湾每年有五百万人次出外旅游，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到过外国。在旅行宛如“全民运动”的90年代，旅行经验的普遍使得旅游文学的创作者日增，报刊媒体也开辟大量有关旅游的版面，如《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风景明信片”专栏，《联合文学》的“旅游文学”专栏等。同时，旅游散文较过去的游记也有“质的沉潜”。（丙）传统游记结构固定为描写游览时的天气、名胜、掌故及少许旅游者的心情，而旅游散文则摆脱走马观花式的旅程叙述，充满着旅游者更深刻的文化体会。

③专业散文如□□□□、□□□□、海洋散文等的出现，不仅开拓了新的题材和类型，使散文的天地较以往更为开阔，也使未来散文的发展充满更多的可能性。和过去一些提到运动的作品不同，运动散文完全以运动为主题，而且作者也是个中行家，精确的评判，专业的分析，加上原本流畅的文笔，使运动散文逐渐风行。萧萧编选的《八十二年散文选》中，第七卷就以“运动散文”为名收入了四篇文章。此外，全书以运动为题材的散文集也开始出现，如刘大任1995年出版的《强悍而美丽》，张启疆1996年出版的《运动大乌龙》等。吕正惠等人的音乐散文创作，也日渐受到读者欢迎。海洋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廖鸿基和雅美族的夏曼·蓝波安。廖鸿基高中毕业后，当过五年渔民，现为台湾寻鲸小组负责人，著有散文集《讨海人》和《鲸生鲸世》。前一本书，作者用人类独特的海洋经验，去展示海洋的“壮阔和危险、晃荡和幻灭”；后一本书，则在对八种鲸豚作了详细的跟踪调查的基础上，作者用亲切动人的笔调为它们立传。同样以海洋为主题，夏曼·蓝波安所写的《冷海情深》展现的却是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画面。蓝波安在都市谋生受挫，回到兰屿，像他的雅美族祖先一样，学会潜水射鱼以养家糊口，并且“顽强而尊严地立足于人类原始生产者的坚石上”。因此，何寄澎认为：“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台湾人’情调：同样跨越海洋文学和自然写作的质素，由媒体赞助甚至包装，《鲸生鲸世》或许流演成为通俗消费赏鲸文化的时尚读物；谈飞鱼、浪人鱼参的《冷海情深》却是养儿女保妻子的生存斗争，那‘美好的仗’也许廖鸿基已经‘打过了’，而蓝波安却正迎向前去。”

④当网络成为当代不可或缺的传播新形式后，有别于平面媒体，以其声光效应、迅速、匿名等特质，“制造思路跳接、语意断裂，却又可能机巧横生的新书写”。于是，综合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的网络文学诞生了。创刊于1996年11月的“涩柿子的世界”，是台湾著名的实验文上杂志，它集合了多种体裁的，有长篇章回实验虚拟历史小说、短篇小说、小品、散文、前卫乐评、画作和虚拟文字游戏等。所有文章按风格分别归类在《那个地方》、《这个城市》、《第三城》、《Village》四个栏目中。网主曹志涟在谈到网络文艺的新方向时认为：“多媒体的语言意味着表达形式的错综质感，意味着错感、通感，意味着语境的多变和复杂，意味着拼贴的美学，时空压缩，象征错置，时空消失，象征在此时此刻开始新象征——一种涩的‘文’。”“涩柿子的世界”的缘起即来自他的新文化逆反情绪，针对时下文学界媚俗现象，他提出了反媚俗、反主流、反盲目崇拜欧洲文化、反学院派、反为取悦不知名的“大众”而一定要写得“让谁都懂”的“通俗”主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一“涩”。他认为假设人都有追求好东西和新感觉的潜能，身为信息时代的文字工作者，是有责任提供一些人们现在都不懂，将来都会懂的，或者现在不习惯，将来却会喜欢的新文化内容。

⑤对于前卫的网络文学，台湾文坛褒贬不一。欣赏者认为，它提供了突破艺术规定限制的阅读经验，开创了新的阅读形态；批评者则指责道，网络的发达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它创造出一种无法成为文体的破碎语言，这种破碎语言的出现，重创了中国几千年发展出来的语言文化，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退化。但不管正反双方意见如何不统一，大家却都一致认为网络将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节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导言》有删改）

标题：

①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怎么坐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或者是一张叫榻的大床上，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这叫跽坐。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否则就是失礼。

②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开始逐渐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下垂的椅子，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③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④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升高。以前人们坐姿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以使坐着的人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⑤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的坐姿很低，□□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的坐姿明显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⑥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坐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到八仙桌出现时，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地变成了合餐制。

⑦受椅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人的心理。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跽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能坚持这种坐姿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跽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跽坐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能修身养性。因为再怎么训练，跽坐久了都不会舒服，内心就会焦躁不安，所以跽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这种修炼能让人的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跽坐。因此，经过跽坐训练的人都有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⑧在椅子出现之前，跽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社交场合都必须跽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这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膝起来，这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⑨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没有跽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用的礼仪。不光是君臣之间，还广泛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国民的作用。

⑩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是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国人相当严重的“国粹病”

廖保平

两年前，因为“破解川剧变脸秘密”，曾金贵成为川剧界的声讨对象。今年7月，法国女孩美兰妮专程来中国，拜曾金贵为师学习变脸的消息一出，声讨再起：“变脸是国粹，怎能随便传给外人？”

拜师学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充满火药味，皆因变脸被视为“国粹”。变脸真是国粹吗？曾金贵说，作为戏曲外化人物的一种手段，变脸只是戏剧的表演技巧，谈不上所谓的“国粹”。

过去，独门绝技—“绝活”的传授大有规矩：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人）。自从国门被大炮洞开，国人发现国外有先进的“洋玩艺”之后，那些人无我有的“绝活”均被冠以“国粹”之名。一种技艺“粹”到“国”级，就跟国家荣誉、国家机密、国家利益等等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维护甚至保卫的意义了。以前，洋人还不大瞧得起你的“老古董”，国粹派只好敝帚自珍。现在呢，洋人对你的“绝活”感兴趣了，还想学一学，国粹派就哗然起来：“绝活”是传内不传外（国）的。

照这样说，作为国粹的京剧也是绝活，也应该传内不传外（国）的。可是，京剧大师收洋徒弟已不是新鲜事，并没有背上“卖国贼”的骂名。相反，京剧却因此变得更加有人气，更加有影响力。

或许，那些一概地、盲目地反对国粹外流的人，大概是读过鲁迅的《拿来主义》，且发生了误解。鲁迅《拿来主义》在开头有云：“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字里行间，鲁迅对梅兰芳博士颇有微词，曾金贵就是当代的梅兰芳，假如鲁迅还在，曾金贵先生也一定会在鲁迅面前止步。如此推论，愚以为谬矣！其一，我要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提及梅兰芳先生，旨在抨击统治者的媚外卖国，而绝不是在讽刺挖苦梅博士本人；其二，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上，鲁迅本人也绝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就很容易找到实例。

我认为，那些誓死捍卫国粹到非理性的人，已经成为“国粹病”患者。当一种“国粹”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创新，需要外来文化碰撞、交融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时，他们却抱残守缺，对创新者给以叛徒败类般的声讨，真是病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是必然趋势，我们如何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如何让我们轻装上阵，而不是像守财奴一样对待国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删改）

   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

第一，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自由，从积极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没有市场机制，即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产权。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目前道德的衰落一个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

产权保护的重要一条，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很好的产权保护，而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

第三，谈一下企业家，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一项产品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该产品的公司本身。

市场经济的三个基础缺一不可，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节选自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讲演》，有删节）

材料一：

2018年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反映出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发展趋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是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