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张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废墟上的生命

程相崧

①机器轰鸣着，那些房子转眼间便成了废墟。风穿过这片废墟，发出像穿过荒原一样的尖利呼哨。

②在更大的装卸车到来铲除最后的印记之前，站在这些废墟上的生命，只有那些树，枣树、香椿、石榴、柿子……它们颤抖着，摇晃着，绝望地咆哮着。现在，一切都暂时过去了，一切又都暂时平静了下来。在满目的废墟和惨不忍睹的狼藉中，它们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卑微。

③叶落归根，这些树是不会离开了，它们还在用自己一身的碧绿守候着脚下的土地。而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它们要离开这样安静的小院，搬到楼房上去了。这些树们，一定还记得老人临走之前每个晚上的啜泣吧？他们真想死也死在这里，死了就埋在这些树下。但无奈的是年轻人并不这样想，他们说“树挪死，人挪活”。他们没有老人那份对故土的眷恋，所以他们不会管这些树的感受，不会费事地挖出一个大大的泥坨子，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移走。甚至不会想到为它们拍几张照片，以备以后念想的时候翻出来看看。一切仪式都被迫不及待地简化到极致：放几通鞭炮，雇上辆搬家公司的车，找上人，带上值钱的家具和电器，说走就走了。

④其实，站在这里的每一棵树，都能讲出一段感人的故事；每一片叶子、每一条纹路上都印满了对于家的记忆。如果细细掂量起来，这些记忆沉甸甸的，像一捧沉甸甸的沙，那么细腻，那么均匀，每一粒都泛着耀眼的金黄光泽。是的，每一棵树都记得当年把他们从外面扛来，又用铁锨一下下挖开坚实的黄土，再将它们栽种在地下的那个人，也许他已经先于它们入土，但土地上似乎还留着他手上的汗水。每一棵树也都记得这个家里的一个个年轻媳妇进门之后，倚在它们身上说话时候的羞涩模样。尤其是那些枣树、石榴。枣树包含着早生贵子的福梦，石榴则寄托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所以一个夏天，这些年轻的媳妇总是在枣树和石榴树下望了又望。后来媳妇年岁大了，成了婆婆；再接着婆婆的媳妇又熬成了婆婆。在媳妇们老去的时光里，孩子们也正像一茬一茬的庄稼。他们一开始总是在树下玩耍，撒了尿和泥垒屋；后来背着书包去上学，回来之后便在树下喝水，吃瓜，写作业；再后来他们外出上学或者打工，上了火车，翻开背包，便会看见娘塞进包里的红枣和石榴。于是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记忆，便都如同放电影一样，伴着咔嚓咔嚓的铁轨声，一帧一帧地慢慢放映着。而今年的枣子还挂在枝头上，青着，它们或许已经等不到成熟了。

⑤除了枣树和石榴，还有那些椿树。每年春天，那些像火苗一样的叶芽总是唤醒了人们惫懒了一个冬天的肠胃。吃盐点火都要列入收支计划的年月，它们无疑是餐桌上的美食。春天当菜，夏天喝凉面条，剁碎了又替代了香油。也因为如此，年复一年，它们的枝干变得极不规则。没有伸展的树枝，没有发达的树冠，像一个天生的怪人，样子甚至有些狰狞。跟其他几种树相比，椿树几乎要算是家园里最丑陋，最不修边幅的树了。但就是这样的丑陋，却并不影响它最后跟其他的树木一样对于院落忠诚的守候。忠诚得就像那些在这些院落里住了几十年的老狗。在这些房屋被夷为平地的那几个晚上，总是有几条毛都有些脱落的狗在废墟边上狂吠。那是些找不到家园的游狗，一边狂吠，一边用幽蓝的兽眼望着月光下的废墟。一连几个晚上，不停地吠叫，让附近居民楼上的住户焦躁不安，以至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叫来保安，将它们诱骗进尼龙袋子，然后被愤怒的人们踩踏踢打。可即使这时候，它们还在凄厉地呼喊着自己的家园。

⑥当然，除了这些树，我相信跟人们一块儿生活在这些院落的，还应该有其他的生命，像老鼠、蛇和昆虫。老鼠跟人类一起共处了几千年，可以说是人类最忠诚的邻居。但它们见异思迁，重利轻义，在人们陆续搬出这片房子之后，便仓皇地追随着人们的足迹而去。蛇更不用说，它们比人们跑得还快。蟋蟀是常在锅灶边啃噬散落的饭粒的，但自从锅灶冷寂了之后，便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唱了。废墟上的那些树啊，真是寂寞极了，但连这寂寞，也在一分一秒地慢慢损减着……

⑦这些树仍旧站在那里，朝废墟上望着，望着……

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惹人喜爱的植物意象，如梅、兰、竹、菊、松、柳、荷、牡丹等等。它们常与某一“文化名人”绑定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梅之于宋代林逋，竹之于东晋王子猷，菊之于陶渊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躬耕园田，饮酒赋诗，逍遥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十字，让菊成了陶渊明专属的文化符号，唐人已将菊称为“陶菊”或“陶家菊”。因了陶渊明，菊也就有了高洁、清雅、坚贞、淡泊等象征意义。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之采菊，不是单单喜欢菊花的美丽，在这背后，存在一个深远而丰富的文化传统。

菊是中国的特产，《礼记·月令篇》就有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花。”菊于萧杀的秋末开花，这一特性易引起古人的垂青。显然，古人最先关注的，不是菊的审美特点，而是菊有什么用。对此，屈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见，菊是可吃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菊在六朝以前最主要的功用。

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记，南阳郦县山谷有一条小溪，谷中长满菊花，花落水中，加以时日，溪水变得异常甘甜，人称甘谷水。附近居民都饮甘谷之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作过南阳太守的王畅、刘宽、袁隗等人，让郦县每月送40斛甘谷水特供自己饮用，他们所患的眩冒等病，因喝此水而愈。日常经验往往最具说服力，菊能治疗疾病，能令人长寿，在汉代，已成为人之共识。于是，菊很自然地进入了医家、养生和神仙家的视野之中。

六朝文人，普遍认为菊花能够养生延寿，多有诗文吟咏。魏文帝曹丕曾将菊花作为礼物送给太傅钟繇，并作一书，其中提到：“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希望钟繇食用菊花延长寿命。晋人嵇含的《菊花铭》，认为服菊即可成仙：“煌煌丹菊，翠叶紫茎，诜诜仙神，徒餐落英。”傅玄更为直白地表达了同样的观念：“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陈人阴铿《赋咏得神仙诗》“朝游云暂起，夕饵菊恒香”，更具逍遥气象

除了养生成仙，六朝文人还赋予菊其他文化意义。钟繇之子钟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菊有五美：“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君子德”和“象劲直”，使其具有了高蹈的道德价值。此外，所谓“黄华高悬”“纯黄不杂”“冒霜吐颖”，同样大有审美意味。时人诗文中，同样盛称菊花之美。曹植眼中的洛神，“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钟会的《菊花赋》，大写菊花之美：“延蔓蓊郁，缘阪被岗，缥干绿叶，青柯红芒，芳实离离，晖藻煌煌，微风扇动，照曜垂光。”词采华丽。

（摘编自李建修《陶渊明与中国菊文化》）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蔡方鹿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蔡元培：从翰林学士到革命志士

范福潮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15岁中秀才，1892年入京补行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颇受本科正考官翁同龢赏识。甲午四月，应散馆试，由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与文廷式、徐世昌、张謇等奏请密联英德，抵御日本。

甲午一役，洋务派官僚企图从军事、技术上追求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这给了欲从政治改革入手保国强国的维新派一试身手的机会。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得到了光绪帝和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身处变法运动中心的蔡元培，一直在冷静观察形势，他在感情上认同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但在行动上却不屑与康、梁为伍。当时，康、梁是政治红人，投拜者接踵而至，而他在其“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交纳”。杨锐等受宠权臣也曾极力拉拢，蔡公不为所动。

后来，罗家伦就此事询问情由，他从容言道：“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

1898年9月，蔡公出京返籍，徐树兰聘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是徐氏用公款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既有旧学，又有外语和自然科学，外语课原来设有英、法文，蔡公到校后增设了日文。民国时期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当时都是第一斋学生。1900年正月下旬，徐氏派人把《申报》刊登的上谕送给蔡公，嘱他“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但他不愿以名教纲常毒害学生，复书辞职。此后，蔡公去临安县为绍兴侨农办小学校，又去杭州商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不辞辛苦，奔走于教育救国之道。

1901年七月，蔡公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即校长）刘葆良之请代为总理，一月后，刘又介绍他去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特班学生皆为通古文辞者，非请翰林授课，难以压堂，故聘蔡公为总教习。蔡公对待学生，宽严有度，学生中最为蔡公赏识者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后来皆为民国政学界名人。1901年冬，南洋公学中院五班学生因反对当局专制而全体退学，蔡公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募款设校，沿女校之名，曰爱国学社，请吴稚晖、章太炎为教员。不久，章士钊带南京陆师学堂十余名退学生亦来学社，蔡公请章向学生教授兵操，他亦剪发，穿短衣，与学生同在操场训练。“留日学生因东三省俄兵不退，发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当时，革命已是学界对政治形势的重要认识，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即有“杀尽胡人”之说，但蔡公在《释“排满”》一文中认为满人入关260年，无论其血统、其风俗、其文化，早已被汉人同化，“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是故，他不赞同。时至清末，多数汉人已无种族之见，所谓排满，实为反专制反暴政也，只因清廷是专制与暴政的代表；由是而知，“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他继而认为，“各省官吏勒索赔款，公行贿赂，以为彼政府敛怨于平民者，皆足以动摇满洲人之基本，而为多数汉族之功臣！如张百熙之流，实心举行新政者，宜斥为助桀之民贼而诛之！”政府腐败有利于唤起民众，新政改革不利于鼓吹革命，蔡公此论实为日后《民报》诸君攻击梁启超君主立宪定了调子，同盟会纲领中，“驱逐鞑虏”实是幌子，“建立共和”才是真意。

“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种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苏报》案后，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公开化，蔡公亦开始加紧实行他的革命手段，此后一年间，蔡公以爱国学社为机关，以来自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何海樵、杨笃生、吴樾为骨干，组织暗杀团，拟定的第一个暗杀对象竟是慈禧太后！

鉴于形势的发展，为配合孙、黄领导的国内外革命组织的活动，蔡公认为有必要在江浙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及狱中的章太炎商议改组暗杀团，重订章程，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光复会”，他被推举为会长。此时的蔡公，已与孙、黄并列，成为当时三大革命团体的首领之一。

（内容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蔡元培作为清末翰林走向革命，其革命活动几乎均以教育机构为据点，革命手段偏重于搞暗杀。然而，暗杀活动连遭失败，蔡元培对此感到茫然：“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

（摘自单滨新《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②“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40年蔡公去世，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