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让中国导演自惭什么？

看完《阿凡达》，我跟碰见的每个人说，这绝对是一部不能错过的电影，一定不要看碟，一定要去影院，否则真的对不起卡梅隆这12年的苦心；当然也只有在影院里，你才能真切感到那种直入心灵的视觉震撼，尽管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远不只视觉这一点。

说实话，这部电影让我很绝望，看了它我方明白，原来这么些年中国电影跟好莱坞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如果《阿凡达》是一面镜子，那它照出了很多中国导演应该惭愧的地方——

一、技术是干什么的？

《阿凡达》进入中国前，有人评论道，这部电影只有技术，没有故事。没错，这部影片的特技镜头之多，甚至超过了《变形金刚》和《2012》的总和，但是这绝对不是这部片子的全部，在潘多拉星球上的一切以及即将发生的一切，才是让这些技术能够吸引眼球的最重要原因。

在《阿凡达》里，技术是拿来讲故事的，这是卡梅隆的一贯特色。而中国导演呢？很多中国电影里，特技也好，3D也罢，基本跟故事无关，是拿来臭显摆的，除了场面的铺陈外，更多是作为日后宣传的噱头，故事不够，技术来凑，结果让观众看到一堆视觉垃圾。

一部《阿凡达》，卡梅隆花了3亿美元。当年一部《无极》，也号称花费了3亿人民币，可除了陈满神那比萨斜塔般的头发外，你还记得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镜头么？就算按1比6的汇率计算，我也很希望，《无极》这部2005年中国电影最大的笑话，能有《阿凡达》六分之一的精彩镜头。

难道我们人民的币，就这么不值钱么？

二、故事该怎么来讲？

说实话，《阿凡达》呈现的并非一个很复杂、曲折的故事，但就这么个不复杂、不曲折的故事，在卡梅隆的镜头下，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生动和冲突，也让我看到了很多镜头以外的东西——潘多拉星球的生命树倒下时，我简直恨不得要骂出来，激动得不能自己，后来我也自问，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因为我喜欢植物，知道那树长大实在很不容易？

后来我才想明白，大概是因为得到不知珍惜，失去才知后悔以及破坏方显残忍的力量吧。对，这是卡梅隆小时候就着迷的一个故事，更像在映射地球被人类破坏的历史。不过就算你不了解这些，也能从卡梅隆的影片里，看到他对生命的仰视，就“仰视”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导演就做不到，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牌子贼大的中国导演！

真的，很多中国导演很少仰视任何事（特别是最著名的那仨），早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俯视，显得自己特明白一样，动不动就要告诉观众这观众那，比如那个开天辟地的《英雄》，还有无聊的《夜宴》，都是这样，就不要说《黄金奶》和《非诚勿扰》了，包括最近的那部《三枪》。

张艺谋在《三枪》受到差评后很“悲愤”地对媒体说，真搞不懂有的人，电影不笑要骂，一直笑也要骂——我就想说，如果《三枪》不是张艺谋拍的，他还会觉得这片子有多出色吗？这个问题适合很多中国导演，他们是一群最爱珍藏自家破扫帚的家伙，整出来的那一堆玩艺儿，其实就是为了骗投资方和观众的钱。

三、电影为谁而拍？

《阿凡达》是卡梅隆花了１２年才完成的一部片子，这１２年里，他除了拍过几部跟海洋有关的纪录片之外，几乎都在为《阿凡达》折腾，同时消失于媒体和公众视线之外。结果上映才两周，全球票房就直奔１０亿美元，离他那部创下１４亿美元票房纪录的《泰坦尼克号》，距离也并不遥远。

而中国导演呢，谁会花１２年的时间，去做一部完全不知道前景的影片？还是最著名的那仨，跟打擂台一样，每人每年都要整一部大片，片子还没拍已经盖上巨制、史诗高帽，还没上映已经提前一个月四处吆喝，上映一周就痛斥观众不识货……让他们沉默１２年？别逗了，这不要他们的命么！

中国电影另外一个很堕落的地方是，贴片广告已经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铜臭气十足。冯小刚在《非诚勿扰》受到批评后还说，这是国际通行做法。对，《变形金刚》里的确有雪佛兰，但是好莱坞是每部影片都会尽可能地往里拉赞助塞商标么？

我真的不是苛刻，但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中国导演不是为观众在拍电影，甚至也不是为自己拍电影，他们只是在为钱拍电影。相比之下，《阿凡达》是多么的纯洁，可为什么这份纯洁，反而是远比我们商业的美国人实现的呢？

①由于“食洋不化”，晦涩、繁琐而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美术理论中泛滥成灾。吴冠中以他特有的简洁、锐利和明晰，展示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和另一种文风，其核心正是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吴冠中之提出“风筝不断线”，质疑“内容决定形式”，为“抽象美”辩护，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抨击以笔墨为评鉴绘画的唯一标准……都是他在艺术实践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都是在一定情况下感到非写不可的，不吐不快，嬉笑怒骂，皆是真情流露，几乎忘却了自身的安危”。由于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牵涉当代美术的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必然引起有关方面的激烈反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时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大逆不道的那些主张，早已成为艺术界的常识。时间相隔较近的争论（如关于“笔墨等于零”）有些老人还在耿耿于怀，而新一代美术家却对这一话题感觉不到任何刺激性，甚至认为翻来覆去谈“笔墨”是浪费时间。

②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而他的创作实践又与近数十年中国社会文化共生。作为一个画家，他的文章有助于对他绘画作品的理解，他的绘画作品则印证了他理论主张的现实可行性。在研读《石涛画语录》时，他为石涛的一段话所吸引：“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这些话刚好点明了吴冠中数十年感受与思考、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关系。

③吴冠中论说艺术的文章不是学院派引经据典的“论文”，而是针对当代中国艺术的现实境况对同行提出的“忠告”。他关于现代绘画的存在理由、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形式对于绘画的意义等方面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在掌握世界艺术潮汛的基础上，立足现代中国，清醒估量当代中国艺术的得失，企求中国艺术生面新开。由此出发，他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和挺进”大声疾呼。例如他关于在美术创作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质疑和对“形式美”的提倡，（1）；他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2）；他对中国现代绘画名家的直率评说，（3）；他逐字逐句译述《石涛画语录》，（4）……这些出自艺术实践的见解，包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职业艺术家自己提出问题，证明是艺术实践自身遇到的迫切问题；而争论的激烈和广泛性（仅以在《美术》上发表的文章计，便有六七十位美学、艺术史论家参加）则表明了问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在涉及现实问题的时候，吴冠中总是质言无华，以致引起有些人的反感。如果排除感情因素，把他的这些言论放到现代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审视，就会看到吴冠中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寻求自主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不能不承认他的主张确实是“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的针砭之言，不能不承认他直指极左教条的大声疾呼“是破冰之举”。

④在中国绘画史上，吴冠中的特殊意义是开辟了一条跨越传统程式，融汇中西艺术的道路。他不以文人画的继承者自居，但在深层艺术观念上却与开创文人画传统的文人声气相通；他不崇拜传统笔墨程式，但他是当代水墨画家中最能发挥水墨语言的多样表现性的画家之一，在无所顾忌、无所约束的心态下画出了具有中国艺术精神，而非传统形式的作品。虽然在中国画圈内有许多人对他的创新实验心存疑忌，但在圈外人看来，他是极具中国文化风神情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认为只有不断发展变化，才谈得上保留传统，将笔墨等同于传统，是“保留文物”而非保留传统。“我们在传统中得益的，是启发；我们在传统中失足的，是模仿”但他并没有抛弃传统笔墨的精神。他在传统笔墨形式如皴法之外，对线和点的表现力做了新的拓展，他创造出了新的水墨画节奏，因此也就拓展了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这种新节奏的核心是表现生命的运动。他以自己多样化的实践给后来者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刻意摹古，不刻意追随历史上的大师，也有可能创作出有十足中国风味的绘画。而我们从来认为离开古代大师创树的规范和程式，我们就会失去艺术的传统精神，失去绘画的民族特性。

（有删改）

材料一：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吧上记录等个人信息。如果说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日常生活里，信息泄露使人们因处于这种“信息裸奔”之中而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事出有因。南都记者曾向警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一一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同样带来了诸多隐患。有关专家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也不愿意推动“互联+”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战略不利。就此而言，避免“信息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的基础。

（摘编自《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社会难以走远》，201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2015-2016站漏洞可致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对比

2016年网站漏洞可能泄露个人信息规模各月分布

（源自补天平台《2016年网站泄漏个人信息形势分析报告》）

材料三：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

近年来，随着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2017年8月30日）

材料四：

要结合《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络侵权案件可能遭遇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目前，《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针对实名制的管理法规中，主要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作出规定。在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既包括网络运营者，也包括没有实名认证的人；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既要让网络运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又要以具体情形为根据，追究违反网络实名制的网民的责任。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

人工智能安全性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它能否真正超越人类，而在于它是否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工具和人类是否对其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就像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那样，虽然它们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但人类拥有绝对控制权，所以人们相信它们是安全的。

为了实现对其控制的目标，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进行限定。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人类智能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还远不如人类智能。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信息存储、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让它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做人类的高级智囊，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人类。比如，当我们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评估危险程度，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否应该发动战争、如何作战等重大决策，还是需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正如霍金斯所说的那样：“对于智能机器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太过于依赖它们。”

与限定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类似，我们也需要对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定。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是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短短六十年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它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从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高度重视的现实情况来看，想要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是不现实的，但为了安全起见，限定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应当还需要成立“人工智能安全工程”学科，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与规范，确保人工智能不能自我复制，以及在人工智能出现错误时能够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安全。人们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的另一主要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复制能力远胜于人类的繁衍速度，如果人工智能不断地复制自身，人类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因此，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中，对人工智能的复制权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控制许可制度，只有人工智能产品达到安全标准，才允许进行商业推广和使用。

从源头上看，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可见，科学技术研究并非无禁区。技术的发展成熟固然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但任何技术都有不确定性，且科技产生的问题通常不能仅仅依靠科技本身得到圆满解决。因此，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还需要充分发挥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人对风的认识

唐晓峰

我们今天说风的名字，一般只用风所来的方向，比如东风、西北风，或表示风的强弱，比如微风、暴风。除描述风的自然属性外，我们基本不用其他类型的称呼，因为给风再起其他名字，懂得了“科学”的我们都觉得意思不大了。不过，古人则认为给风起各类名字是一件意思很大而且很重要的事。“八方风色以类从，北凉、西泰、凯南、谷自东，颓、猋、飘、庉、暴、昌、噎，一一命义无相蒙。”（清查慎行《舶䑲风歌》）这些都是古代的风名，都包含着特殊的意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已经很陌生了。

刮风在我国是大事。我国华北东部和长江下游南部地区，受山脉地形的制约，地区性季风环流十分明显。风的时间、方向、强弱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凶吉祸福不同的影响。另外，从现象上看，风（以及雨）还是这样一类自然物：它来自天上，却能疾行人间，给人间带来祸福，有这种特性的自然物并不多见。史学家宋镇豪先生指出，上古社会人们信奉的气象诸神中，最受重视的大约就是风神和雨神，所以对风神、雨神的崇拜，一直被保留在后世国家级的最高祀典中。

风的自然特性使风神崇拜带有明显的方位和地域性因素。对于中原的黄帝族来说，风基本上可以说是坏东西。黄帝大战南方蚩尤时，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山海经•大荒北经》），风伯、雨师是操纵风、雨的神，都站在蚩尤一边。不用说，对蚩尤来说，风是好东西。

在黄帝以后的历史中，大地域的国家出现，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都归并为一个国家。于是，在精神领域，创造出许多与大地域相适应的观念，如“四海”、“九州”等等，其中也有“四方风”。按照古书《尔雅•释天》的说法，“四方风”是：南方凯风，东方谷风，北方凉风，西方泰风。“四方风”，以中原为中心视点的四方观念与风的自然特性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为古人的宇宙模式添加了一项内容。

古人认为，风与日月星辰一样，具有庄严的神性，因此一定要诚心诚意地祭祀，商代甲骨文就有祭祀“四方风”的刻辞。对商代的人而言，风是神，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如果我们非说商代人祭祀风是“尊重自然界”的一种表现，那么商人一定会跟我们辩论，他们会说“我们不知道自然界是什么东西，我们只知道神，你说的日、月、风、雨，那都是神，我们只知道敬神、畏神”。如果我们再说“你们敬神其实是假，你们在客观上敬的还是自然”，商人定会操起干戈，对我们动武，捍卫自己的信仰。

敬风只是一个开始，后来我们的祖先对于风的理解和想象越来越丰富。看到风刮在草木上，草木一齐倾倒；风刮在人身上，衣带一齐飘扬。如此整齐划一，真是万众归一的样子。于是“风”又有了教化归一的含义，而且是“上之化下”，威力无比。《盐铁论•非鞅》说：“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这句话说的并不是诸侯们面向西方，迎着西风整理衣裳，而是指软弱的东方列国接受强秦的政教，而归于一统的意思。《战国策•秦一》所说“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也是这个意思。

由于风的飞舞飘动、感人拂面等特点，“风”还被引入了文化的范畴，喻示着种种文化行为。在中文里，带“风”字的文化词儿很多，例如“风格”“风俗”“作风”“风味”“风姿”“风情”……不胜枚举。只是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我们早已经把天上刮风的事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