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河流

吴梦川

河流在大地上流浪，人从河流那儿学会了流浪；河流最终在大海里永生，人却在死亡后寂灭。

八年前，当我由蜀地入秦塞，落户古城流中时，曾固执地把自己称为异乡人。我在一个叫芦家沟的地方，和一条唤做冷水的河流度过了两年相依相亲的幸福时光。

冷水河很瘦，瘦得只有细细一脉不堪一握。河上没有浪花和漩涡，没有惊涛拍岸，没有虹桥卧波，也无扁舟自横，它那么安详，从不弄出一点声响来；它更像一道无名的野水，有点荒凉，但却是清澈的、快乐的、自由的，并由此显出清秀和灵气来。

每当黄昏来临时，我便独自一人越过校园的红砖墙，绕过一块块碧绿的菜畦，走向冷水河。红艳欲滴的夕阳正缓缓坠下，鸳鸯翩翩飞过平野田畴，薄薄的雾霭浮起来，罩住烟树远村，然后是淡淡的一弯弦月升起来，在湛蓝的苍穹撒下清凉的光辉……

这异乡的美景使我着迷，也在我的心上扯出了淡淡的乡愁。我想起了青绿的巴山蜀水，想起了嘉陵江汹涌澎湃的涛声。我在沙滩上久久地徘徊，这条异乡的河便用凄清的沉默包容了一个异乡人的孤独和忧伤。

我不知道冷水河的源头在哪里，我只听说它发源于溶洞，是地下水，冷冰冰，所以叫做冷水河；我也不知道它流向何方，我只是凭着主观臆想，认定它先经芦家沟流入汉江，然后汇入长江。最后经东海融入太平洋。这是理论的路线，也是现实的途径，嘉陵江走的也是这条路径，它们在长江融为了一体，殊途同归。

这一结论却让我感到羞惭，异乡人的称谓立即变得矫情可笑。河流是一个整体，它拒绝人类用条块划割的方式把它们分解得支离破碎，它蔑视所谓的地域观念和乡土意识，那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强加给它的。

事实上，水才是一个整体，河流只是水的一个成长阶段，就像人要分幼年、青年和老年一样，河流只有长到海洋那么强壮时才算成熟，河流只有在抵达海洋的那一瞬间才能完成它的生命运程，海洋也仅仅只是一种生命形态。

水的成长方式从一开始便呈现出智慧的思考，即如何使弱小的个体变成强大的整体。

这是生存的智慧，是流浪的目的，也是河流的精神内核。

真的，在大地上，我再也没有见过像河流这样把个体的生命意识和整体的生存信念如此紧密和谐统一起来的强大的存在了！

我想，人类对于流浪的诱惑多半是源于远方的诱惑，他们看到河流流向不可知的远方，远方就成了希望和桃花源的象征，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流浪，走向远方。

河流启动了人类的流浪意识，遗憾的是他们只学会了流浪的形式而非实质，他们便只能无谓地颠沛流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疲惫而艰辛，却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于是一代代人重复祖先的模样叩问苍天，问他们从哪儿来向哪儿去，可上苍能解决什么问题？何不去问问河流，河流会用感性的流动方式告诉人类：强大的生命源自强大的精神内力，内心的虚弱贫瘠必然会导致生命的衰竭。

人类常常太看重物质的力量，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谁也不能否定物质的力量；而无形无踪的精神总是无法给急功近利的人带来直观的好处，它只会潜藏在平凡的身躯和褴褛的衣衫里。

我感谢河流，感谢大地上所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河流，那些流动的水。因为日夜奔腾而永远不会腐烂的水，它们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从此挣脱世俗的枷锁，奔向浩瀚真实的心灵。

那里才是我永恒的故乡。

社会诚信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守信重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维系当代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命脉。作为一种德性伦理，中国传统诚信没有彼岸世界的上帝或神的终极关照，不依赖外在法制或契约的规制，也不是依靠后设利益的刺激，而主要靠个体德性的自觉和自律，靠行为者的自我担当；对诚信的评价也不是靠外在的规则或后果，而是依据行为者行动所体现的德性。但中国传统诚信伦理并不否认或排斥外在约束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诚信的实现常常需要将道德诚信与制度诚信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如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关系一样，道德诚信一方面需要制度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道德诚信可以直接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周礼》中就有记载人们为规避失信，交易双方订立契约性文件“券书”，一旦失约，失约方就得按照约定赔偿，这可谓诚信制度化的早期雏形。

作为中国传统商帮的典型代表，晋商、徽商具有儒商的特色，堪称信义诚信在商业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商人的德性自律及商帮的相与互助是晋商、徽商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我们也应明晓晋商、徽商诚信伦理也需要强有力的外在支持。严明的法律制度保障了商业诚信活动的有序开展，同时商帮的诚信伦理也具有制度化倾向乃至直接成为制度。就规约诚信而言，晋商、徽商会将宗法、家训、族规等作为道德诚信制度的现实载体，以晋商祁县乔家为例，乔致庸制定了“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酗酒”“六不准”家法，对家族成员进行严格的约束和管教。

在浓郁的地域诚信文化的关照之下，晋商、徽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亦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商帮诚信制度，来保障商帮活动的有序开展。如晋商开创性地创立了票号制度，建立了东家、票号员工、客户一体化的诚信网络，使得东家、掌柜、员工和普通商户成为不可脱节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以现代文明法制理念来看，传统诚信制度也存在缺陷或不足：一是在国家法律制度方面，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缺乏宪法的根本保障，也没有保护自由原则、平等主体的民商法体系，因此，晋商、徽商无论是作为商帮团体还是个体企业，在与强权的政府打交道时，明显处于劣势与不利地位，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势力和官僚集团。二是缺乏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性的产权制度。三是缺乏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现代诚信制度。晋商、徽商还主要是以“人情信任心理和人情道德的自为调节功能”为主，缺乏独立于交易双方而且被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没有对交易活动进行仲裁、评价、监管及惩处的常设外部力量，更不可能有成熟的市场运作和监管机制。制度化的缺陷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西方制度化诚信逐步建立乃至日益成熟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风云裂变的社会变局中，传统商帮必然摆脱不了与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时代断裂的命运而走向衰微。

(节选自《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沈永福 邹柔桑)

我是学历史的，不懂美术，但我喜欢吴冠中先生的画。我们同来自“诗画的故乡”宜兴，吴老画中的山、水、树、田、燕子、人家，不管是丰满毕露的，还是 柔情似水的，我都熟悉。我觉得吴老的画有中国文化的神韵、意境，却又与中国传统画不同，不是一律的灰，雾霭沉沉，而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情谊。那舞动的 春之线条、燕之灵动，那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白墙灰瓦的江南民居，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美，喜欢看，看了很感动。我常想，能画出这样的画的人，一 定有一颗至真至美的灵魂。 

吴老的文字印证了我对他的画的感觉。《百日谈》是他模仿薄伽丘《十日谈》来谈自己的身世的，“非年谱，非正传，皆此生活所见所感，啼笑因缘”。我还 记得但是一口气读完《百日谈》的心情，真的是畅快淋漓。心中有真情，胸中有境界，撼动人心，感动人情。这就是吴老。90多页的书稿，描绘90多年的人生。 书稿没有多余的话，却有鲜明的思想，最真淳的情谊，，读来不仅可以感受吴老几十年来的风雨画程，更可以触摸到一颗激情澎湃的“赤子之心”。 

在《百日谈》里，吴老最直率地贡献了他的美术观点。从印象派开始的欧洲现代艺术更加吸引他，尤其是塞尚、凡高和高更。这部分内容和他后来反复申明的 形成与抽象的关系一脉相承。吴老说，美术美术，掌握“术”容易，创造“美”却困难.因为形式固然关键，“美”却是在无中生出的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气、 韵、虚、节奏、运动，是艺术中确确凿凿存在的主要角色。这讲的是无法之法，无用之用，是对灵魂的强调。 

吴老还谈到“创新”是他的风骨。吴老是以创新型、思想型画家的激进姿态出现在中国画坛的。他的艺术展取名“叛逆的师承”，他的清新的画和犀利的思想 带给画坛的影响都不亚于地震。但人们不得不一致承认，他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方向。在打通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隔阂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他 要创新，要叛逆，有艺术的新样式，但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体西用”，他说很简单：既学习传统，又吸收外来。他留在法国，学习了西方，却又回到自 己的国土上，画自己的乡土和人民，孕育出新时代的中国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的画。我看他是“全盘西化”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我看也不能再退缩了，该学学吴冠中！ 

当然，是吴老的《百日谈》更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因为里面有一个最“质朴无华”的人生，真正的人生。 

很多人看吴老，是因为他头上的光环：他是当代中国最具震撼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画家。很多人觉得他很成功，希望从他的成长历程中吸取点经验教训，就 是现在最流行的“砺志”。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他以最纯真的心灵，面对污浊的人世，总比别人多出几倍的感受，爱、恨、悲、悯，揉碎了，还能保持最初的样子。 所以艺术家的果实，是他流血的纯真的心灵孕育的。吴老自己说：画家，那是路边的野草，被人践踏而仍吐出晶莹的花朵，是黄山石隙中生长的松树，缺乏足够的营 养，依然倔强生长而终成风骨。 

他的伟大，于他的“真”。而葆有“真”，是多么不容易！他是孤独的，寂寞的，是老庄笔下的质朴的人。最伟大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质朴，根源于土地，所以才有大爱，才能创造出大美。 

吴老在巴黎街头每天一个三明治；他和妻子不需多说的无怨无悔；他因为老乡亲切地叫他“老吴”时的快乐；他住在总统套间里的浑身不自在；他对自己画作 的爱憎分明——处处都让人感动得掉泪。在“人亡道衰”，物质极度丰富，精神极度贫乏，追名逐利的今天，吴老的人生无疑使一副清凉剂。吴老值得我们宣讲的， 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尽情表达自己，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来生活。在吴老一幅幅瞬间凝聚永恒的惊世画作背后，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和最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2010年8月《人物》）

材料一：

8月20日，澎湃新闻从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分局获悉，该局日前侦破一起特大流量劫持案，涉案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北京瑞智华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窃取用户个人信息 30亿条，涉及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全国96家互联网公司产品，几乎涵盖了国内核心的互联网企业。

侦查发现，北京中科云智公司与北京点智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瑞智华胜公司为关联公司，三公司实际在同一地点办公，主要成员也均相同且交叉任职。点智互动、中科云智两家公司主要与运营商进行正规流量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们会加入非法软件用于清洗流量、获取用户的 ｃｏｏｋｉｅ等。瑞智华胜公司利用非法窃取的用户信息，用于互联网营销获利变现。其非法获取的数据

包括电信、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等11个省市的运营商，这些运营商均与涉案公司签署过合作协议。

警方表示，犯罪嫌疑人未经公民同意而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并进行精准营销的行为，不仅对用户构成民事侵权，还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些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者提供给第三方后，也可能被用于其他非法活动，比如根据盗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去盗取用户的网银账户等，进而可能会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此外，他们把非法收集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外的服务器上，有被境外的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利用、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摘自澎湃新闻2018年8月20日，葛熔金、赵梓翔）

材料二

（摘自 ＣＮＮＩＣ第 ４３次调查报告《网民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状况》2019年2月28日）

材料三

在大数据这一发展时代之下，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网络运营者也逐渐受市场竞争环境所影响，自行构建起了内部的客户信息共享系统，以至于客户个人的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泄露出去，而这些运营者当中不乏存在着一些不法分子，这一行业信息漏洞终将会给予这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客户个人的信息被贩卖或者泄露到不法分子手中，对于客户个人的信息安全产生较为严重的威胁。

在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微信、支付宝等这些支付软件成为了人们生活消费最为常用的工具。在一定程度，微信、支付宝等这些支付软件虽具有着较大的便捷性特征，但却存在着众多潜在个人信息的安全风险。目前，在大街小巷内，均存在着扫码赠礼活动，部分民众因贪便宜随意扫码，致使个人信息在扫码过程中被泄露或盗取，经济损失较为严重。因此，在广大民众个人信息的安全意识上，也是当前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摘自《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解决策略》，2018年8期《世界家苑》）

材料四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92亿，较2017年底提升 3.8％。

“我们发展太快了，现在很多数据掌握在少数企业手里，对公民个人隐私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表示，现在企业如微信、滴滴打车、外卖等用很小的一点便利，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公民一开始不觉得，但后来所有的数据都被平台控制，这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严望佳则将此形容为“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处于‘裸奔’状态”。

数据“裸奔”的背后是法律的分散缺位。在3月4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张业遂表示，“事实上，我国已经有多部法律、法规、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但从总体上看，呈现分散立法状态。”

陈智敏对此深有同感。他表示，像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后，由于数据的权属不明，国家安全法、刑法、刑诉法等对此都没有明确，没有法律依据，处理起来会非常难。

（摘自《个人信息保护需立法明确数据所有权》，2019年 3月7日《新京报》）

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寻求利益与互利，是人们道德行为的最基本动因，是人类道德的客观基础。利益或互利虽然可以普遍解释人类一般道德行为和道德现象，却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的全部。无论是在人类的道德生活史上，还是在我们现实的道德实践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而非偶然或例外的非功利道德行为，它们并不是出自某种求利动机，甚至也不带有任何互利的目的。母亲哺育儿女的无私奉献和无条件的爱，人类对老弱病残的天然同情感，个体对某种价值理念或信念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的道德奉献与道德牺牲，出自公益精神的无报酬社区服务，社会性义务劳动，都不是求利或互利的动机理论所能解释的道德现象。

为什么人类会做出这类无私无利的道德行为？“利益动机论”并不足以解释人类所有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现象，人类的道德显然还有非功利或超功利的根源，这一根源在于人性。中外伦理学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人性理论，但归结起来无外乎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善恶混说四种类型。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或观点的人性理论，实际上都内含了人性与道德的相关性，所谓或“善”或“恶”、或“无善无恶”、或“有善有恶”道德言说。总体上，西方伦理学家对人性大都采取了比较消极的理解。与之相比，中国传统伦理学对人性的看法总体上较为积极，虽然也出现了先秦荀子及以后的韩非子等人的“性恶论”，道家的“性无善恶说”，韩愈、李翔的“性善恶混说”等等不同人性观，但以儒家主流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学基本上是持性善论的，这其中尤以孟子为最。传统儒家伦理的性善论出于对人的美德伦理的高度关切，设定人天性善良，通过既定严格的人伦秩序，以积极担负自身所承诺的人伦角色为基点，尽力实现其善良人性的道德潜能，把自我的身心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孟子云：“人皆有四端。”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四端”乃人性善之种子，若人尽心养性，既能秉持人伦物理，又能存心养气，砺精磨炼，终究可以养成“浩然之气”，成为顶天立地的仁义“大丈夫”。

在孟子等性善论者的道德推理逻辑中，人性本善的预设是绝对必要的，人若无善性之“端”，将难以解释人如何达至道德仁义和圣贤境界。设定人性本善的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孔孟儒家大都坚持一种彻底的自律型美德伦理，即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性存善端，心存道德，行之有德，成就道德。

（摘编自《人为什么要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