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8月19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东莞落下帷幕。恰逢动画电影《哪吒》热映，票房冲破40亿元，“国产动漫崛起”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

《2018年中国动漫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700亿元。中国动漫集团发展研究部主任宋磊认为，数字未来几年至少还会翻一番，产业的增长逻辑在于打造完善的产业链条。“动漫产业已不只是动画漫画本身，从上游创意、中游制作再到下游衍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同时，动漫还与其他产业联动，比如网络文学、游戏和影视等，这些内容产业间的联动效应，将为动画IP创造更多市场价值。”

著名品牌营销策划专家朱玉童表示，目前我国动漫IP产业链并不完善，缺乏配套的变现机制，动漫IP巨大的商业价值有待开发。因此，中国动漫行业要在未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就要竭力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生态链。

专家认为，在产业链融合发展趋势下，“动漫+”实体经济相关产业跨界发展模式将大有可为。其中，“动漫+文旅”模式尤其值得关注，如华强方特的“方特主题乐园”去年游客接待量高达4207．4万人次。有关专家郑方平表示，动漫IP发展到极致必须要落地，迪士尼动画经久不衰与迪士尼乐园的打造息息相关。

（摘编自郑杨《国漫崛起要有完整产业链》）

材料二：

2013—2018年中国动漫行业总产值统计及增长情况预测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三：

《哪吒》历经两年剧本打磨、三年制作，由60多家制作团队、1600多位制作人员参与。剧本从初稿到成型修改了66个版本，单是哪吒的形象就设计了100多版，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每一两帧动作都反复推敲，因为最终呈现效果欺骗不了观众，也是对观众的尊重。事实证明，这份“匠心”也没有被辜负。就像《哪吒》的导演饺子说的那样：等你认认真真做了一个作品，观众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报。

（摘编自王涛《哪吒剑指47亿：魔鬼在细节上，天使也在细节上》）

材料四：

取材优势，是国漫区别于海外动漫，走出一条中国化道路的法宝。从近几年优秀国漫影片的故事背景来看，国漫影片发展的先天优势是中国传统文化。5000年文明历史，为国漫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每一个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都值得深挖。而我国动画自创作之初，便有着从神话传说、古典文学作品取材的传统，中国的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便是取自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观众熟知的《大鱼海棠》故事创意源自《庄子·逍遥游》，《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取材于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白蛇：缘起》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哪吒之魔童降世》取材于民间神话故事《封神演义》。这些影片的故事及精神内核，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特点。

依据传统故事改编的国漫作品，在内容上自然而然更容易获得观众的亲近。如今各类影片遍地开花，观影人群口味愈发不一，而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却能做到老少皆宜，有着广泛的人群基础，为国漫的成功奠定了丰厚的内容基础。

（摘编自华谊兄弟研究院《浅谈国漫崛起之路》）

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炎黄文化是根祖文化。一方面，从文明起源上讲，炎黄是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龙头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起源上讲，今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乃是历史上以炎黄族为核心，经华夏族和汉族不同阶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黄族是早期华夏民族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根。这也是炎黄作为“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维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史传说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态度和做法。具体说到炎帝、黄帝，信古者当然是把他们作为真实人物来对待；而疑古者则把他们作为神来对待。殊不知，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黄帝为例，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据研究，轩辕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字下面画有“鼋”即青蛙）族徽铭文，甚至更早；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天”字下面画有“兽”）族徽铭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史传说人名的轩辕氏、有熊氏是与天鼋（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图腾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以“天”为族徽铭文，其渊源也是来自以“天”为图腾。而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如《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从黄帝与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来看，黄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这样，黄帝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国语·晋语》中又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的黄帝、炎帝当然是人名。

由于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缘故，所以黄帝、炎帝等名号是一个沿袭性的名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只能生存几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为族团却可以存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它的名号是沿袭性的。

炎帝、黄帝等名号既是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已经说明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们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个血缘姓族，黄帝族有十二姓，则说明黄帝族至少是由十二个姓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天”，天为其宗神乃至成为至上神，所以我认为以黄帝为宗神即以天为宗神的部族集团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又号称“烈山氏”“历山氏”“连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龙，也崇拜山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龙、以蛇龙（即无爪之龙）为图腾的情形。《左传》中还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为图腾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所有这些都说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图腾也是多元的。而从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动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动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张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今天无论是对炎帝和黄帝的祭拜，抑或是对于历代有关炎黄文化文献的梳理，还是对炎黄文化的义理与价值的阐释，以及面向海内外的传播，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场上，站在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龙头文化的立场上。

（摘编自王震中《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

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古今中外，贯穿乐谱中的基本元素是数字。五线谱依据五条横线的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do re mi fa so la si )来自一首赞美诗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中国人用汉字表达音高，历史上把乐谱符号，称为“谱字”。工尺谱字是否也是数字呢?常见的“谱字”共计十个: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一眼便知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其他符号也同质同构，源于数字。

在20世纪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之前，工尺谱使用甚广，中国戏曲的主要记载方式就是工尺谱。清乾隆六年(1741)，由清庄王允禄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收录4466首曲谱，是记录戏曲音乐最丰富的资料集。清代“贮香主人”于1821年辑录的《小慧集》，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用工尺谱来记录民歌的文献，其中收录了著名的《茉莉花》。民间器乐的主要记录形式也是工尺谱，大家熟悉的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山西笙管乐、冀中音乐会、江南丝竹等，都是采用工尺谱记录。民间乐师依照师傅嫡传的墨本和父辈祖传曲本，辗转续抄，代代相传。工尺谱的流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但宫廷、寺院传抄，市井、乡村也传抄，而且民间抄本比宫廷藏本保存得更好，流传得更广。

20世纪，传统文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线谱与简谱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形式，工尺谱被驱除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甚至连其名称也已退出大部分人的记忆。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从20世纪初现代学堂明令禁用工尺谱，到今天专业音乐院校学生跟着民间乐师咿咿呀呀地韵唱工尺谱，历史已经大翻转了！“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古老乐种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则说明人们对工尺谱的态度已发生了逆转。

没有谱本，无以为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声音也就不易传播。乐谱是话语权之所在，代表了书写，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师承。于曲目，它是保存乐曲的传媒；于乐器，则是按谱用字的依据；于乐师，则是代代相承的脉络；于乐社，则是凝聚维系组织的象征。正如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所言，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仅对营造全社会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还将对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涛《工尺谱:让传统音乐有“谱”可依》)

撒在乡野的草籽

张复林

麻雀，这些上天随意撒在江南乡野的草籽，它们在乡村热烈而盛大地生长和繁衍。

麦熟季节，麻雀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飞掠而来。多的时候，黑压压一片，像一大块浓重的乌云，铺天盖地，布满了天空，大地仿佛被压低了许多。无数的麻雀同时发出呼呼的啸声，啸声闷雷般滚过长空，犹如千万匹野马在嘶鸣奔突，脚下的大地都跟着颤抖起来。那时，田野上一望无际的麦地和麦地之上的天空都是属于麻雀的，成为麻雀展示和演奏的大舞台。而作为人类的我们只能在大地上仰望，或者聆听，这些天地间神秘的舞者。

农历的五月，麻雀俨然江南乡野的主宰。

田野上，阳光明媚，夏麦金黄，风吹麦浪翻滚。麻雀扑扇着轻盈的翅膀，牢牢挂在不断倾覆又不断扬起的麦株之上；或者箭矢般弹射出去，麦穗上绿色的麦蚜虫和背部有红色斑点的麦蜘蛛，瞬间成为它们的美食。一旦填饱肚子，便开始了游戏表演的时候。它们或排成一个不够规则的方阵，像接受检阅的士兵，迈着方步，在地垄间行进；或成群结队飞掠起来，方阵变换成椭圆，有时则是长方的形状，在田野上空做一番优雅的逡巡，盘旋。

以徐徐飞翔的姿势和唧唧有声的热切叫唤，麻雀不断唤起孩子们亲近大自然的渴望，成为孩子们快乐乡村生活的最初引领者。

借着密集的麦株掩护，孩子们藏身麦地深处，他们头戴自编的草帽，把自己巧妙伪装起来，悄无声息的向麻雀靠近，愈到跟前愈加小心，前面的竖起食指在嘴角做出噤声的手势，后面的就近趴在地垄上，一个紧挨一个，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痴痴地观望。有时候，领头的一声唿哨，孩子们呼啦一声，一跃而起，恶作剧地追逐，或者奔跑，惊起的麻雀像硕大的雨点，斜着灰色的身子流星般迅疾从这一垄坠向那一垄。一阵得意的坏笑之后，孩子们又蹑手蹑脚向麻雀靠近，看看都伸手可及了，聪明的麻雀会立即蹿起，另找一处安全地方坠下，把孩子们引向更远处的另一片麦地。看看快到麦地尽头，麻雀会腾地展翅飞高，再折身从孩子们头顶飞回来，一面集体啸叫着，就像另一拨不惧挑衅的孩童。就那样，麻雀和孩子们，彼此在麦地里捉起了迷藏。大地上，金黄的麦浪反射着透明的阳光，发出炫目的光芒。孩子们在光芒中来回奔跑，无边的欢笑波浪在麦地上空荡漾。

对于孩子们，麻雀聚集的麦地，永远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神秘的光芒。

麦收之后，田野不再是麻雀的主战场，它们把目光投向了队上的晒谷场。晴朗的日子，平整的晒谷场上，晒满了社员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有麦子、大豆、稻谷，黄澄澄的粮食，在麻雀眼里，每一粒都闪耀着饱满而诱人的光泽。它们围着晒谷场，或三三两两悠闲地踱步，或不慌不忙觅食，当然，偶尔也有趁守护晒场的女人不注意，随同一群偷食的鸡雏，干出偷吃粮食的犯规行为。听到吆喝声，会赶紧飞上附近农舍的房檐，或者晒场边上某株高大的古柏，那副样子，活脱一群成功偷嘴的孩子。更多的时候，它们相互追逐、嬉戏、挑逗，要么乱纷纷、闹哄哄的，围着古柏下笨笨的稻草垛翻上飞下，做着属于它们的游戏……而累了的时候，它们会飞上草垛，围聚一块，或仰望草垛之上的天空，或各自梳理着并不十分漂亮的褐色毛羽。乡村的安适与恬淡，借助它们柔软而绵密的毛羽，在村庄的草垛间流传。

冬闲时节，粮食颗粒归仓。麻雀成群出现在收晒房周围，饥饿促使它们四处寻找下手的机会。收晒房是队里的粮仓，看管十分严密。集体的粮食堆得小山一样，饱满的麦粒，圆滚滚的大豆，黄澄澄的稻子，愈发刺激着麻雀饥饿的身体。机警的它们，总能找到收晒房的漏洞，比如土墙上某一处不易觉察的缝隙，或者粗心的保管员未及时关上闸阀的通风巷道。它们会从那些地方偷偷溜进昏暗的收晒房。除了分发粮食的日子，通常收晒房静悄悄的，偷食的麻雀警觉而敏捷，闻听任何一声足音，就会即刻惊飞而起。不过，它们不会飞远，只是藏进收晒房顶粗大的柏木廊柱之上。声音一旦远去，它们又会斜着翅膀，轻捷地从高高的房梁上，伞兵样徐徐降落下来。麻雀并不贪食，得手之后，便不声不响原路撤回，回到游戏的晒谷场，回到农家彼此紧挨着的熟悉的院落，回到已经一片空旷的冬日荒凉的田野。 

一直以来，麻雀被孩子们视为村庄最为亲近的物类，孩子们把它们当作乡村生活最具亲和力的伙伴。很随意地，它们把巢安在各家屋檐下的土墙缝间，或牛栏顶上厚厚的茅草蓬里。田野、场院、草垛、竹丛、树林……甚至窗台上斜伸出来的晾衣竹竿，都是它们栖息游戏的场所。麻雀以其生活的悠然与随意，成为村庄真正的诗意栖居者。

这些都是先前麻雀给我生活的村庄制造的，或盛大壮观，或温馨浪漫的景象。可以说，正是麻雀给我清贫的乡村生活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欢乐。麻雀，这些撒在江南乡野的草籽，这些翩翩飞翔于五月乡村麦地上空的鸟雀，它们是我童年生活最初的见证者和快乐的施予者。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