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杨澜（以下简称“杨”）：您看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台北、高雄、美国、香港，哪一块地方是您最心爱的？

余光中（以下简称“余”）：这很难说。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我写过好多乡愁诗，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的，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它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那一年到东北访问，我在短短的致辞里就讲到，小时候在抗战时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征万里长”。那时，我没有去过长城，更没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有一篇散文，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

杨：为荣？

余：没有。

杨：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

②杨：我们看您的人生经历，觉得您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家庭很美满，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是人们想象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您为什么却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

余：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和家庭。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比如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我在21岁时就离开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我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念念不忘，也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国结。

③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诗，但人们的欣赏对象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人喜欢卡通、流行歌曲等那种节奏更快、更有形象感的东西。那么用于看白纸黑字的时间呢，相对就要减少一些了。您觉得未来的诗歌，希望在哪里呢？

余：这个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因为媒体变了，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了。我向来不认为文艺要大众化，而应该小众化。可如果你连小众都维持不了的话，那就有很大问题了，像三毛也好，或者余秋雨也好，到底还是不能跟一个流行歌星比，对不对？可是，听流行歌的跟读余秋雨散文的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拿来比较。目前的新诗有相当多的毛病，很多诗人如果得不到知音，也应该反省一下，检讨自己的诗是不是能吸引人，这是多方面的因果现象。

④杨：现在年轻一代接触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上的语言，要想保持中文原来的那种纯粹和一脉相承，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您担不担心中文的纯洁度问题，或者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也要听之任之？

余：我是相当担心的，也不能听之任之。有学者说，语言就像河流，你不能阻碍它。问题是有河流就有两岸，两岸如果太模糊了，这河流不晓得流到哪儿去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语言就由它去，它有它的生命，其实不然。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中文，如果过分西化的话，中文特色就会荡然无存了。

（有删改）

   探讨文学美的发现和发展史，就要观察产生美学观念的原因。作者的特殊的心理因素会产生特殊的美学观念，进而创造特殊形态的美。许多美学观念，本是时代趣味的演绎或呈现，例如杨震碑跋说“褚登善书如美女簪花”，元遗山《论诗绝句》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虽然都用女郎之美来形容艺术之美，褒贬却不一样。另外，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其美感标准必有不同，表现在文学里，即成为每个时代或社会的美学特征。像南北朝期间，北朝乐府与南朝歌谣，就具体显示了不同社会的美感形态。美的问题，最初皆与哲学相混。时至今日，哲学美学仍然是美学研究的中坚，因此美学必然受哲人意见的引导。这是我们探究美学观念产生的原因时，很容易疏忽的一点。

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都知道“香草美人”是我国传统的譬喻方式，知识分子不得意时，往往自托为美女。其源则出于《楚辞》“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那么，什么才算是美呢？《说文解字》：“美与善同义。”《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庄子·知北游》：“德将为汝美。”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春秋战国以来一般对美的看法。所以才用美女来譬况君子。苏东坡《赤壁赋》也说：“望美人兮天一方。”如今有些人看到这些文学作品中大量以美女喻人的情况，却怀疑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是否有“妾妇心态”，实在是因不了解他们对美的看法所致。

反观西方，一方面自毕达哥拉斯以来，对美存在于比例、对称、体积等问题，殷殷致意；一方面又认为美不是善，而是灵魂在迷狂状态下颤动，即使达到和谐，也是起自差异的矛盾统一。不同的美学观念，产生了不同的文学作品，而美感观念的产生，又来自哲人思想的引导或感应，不是十分明显吗？

(选自龚鹏程《文学散步》，有删改)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