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

何君华

巴音诺尔苏木实在太小了，在这个人口还不到三千的小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诗人。满都拉便是我在巴音诺尔见过的第一个诗人。“诗人”是我对他的称呼，他其实是苏木派出所新来的警察。

不值班的时候，满都拉喜欢带我去查干敖包读诗，读惠特曼，读狄金森，也读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

查干敖包距离巴音诺尔苏木有十几公里，满都拉说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他说，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朗读诗歌的地方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诗？”我问满都拉。

满都拉没有回答我，他只给我朗诵了几句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也一样适合你，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邀请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遨游，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我现在三十七岁，身体纯然健康，我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诗了吗？”满都拉问我。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有明白。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入，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准则。在我看来，头顶的星空就是诗，心中的准则便是法律。”

满都拉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我只好似懂非懂地问他：“如果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准则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满都拉想了想，没有回答我。

“我再给你读一首诗吧!”说着满都拉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其中页大声读起来：“这一刻仿佛一生/这一生我总是一个人/走在这黑暗中/曾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走在略上/但走着就丢了/有很多条路就这样被我走过/走过就消失了/路是否有尽头，我并不确定/但一直在走，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事物/穿越一路的黑与暗/仿佛并不是为了抵达/仿佛并不是为了/远处的光……

“写得真好”我赞美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满都拉说：“你猜。”

我说：“我知道的诗人太少啦，猜不出来。”

“是我写的。”满都拉说。

哇，想不到你也会写诗！”我抢过满都拉的笔记本，上面满满当当全是诗。

“都是你写的吗？”我一脸惊诧地问满都拉。

满都拉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都是我写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记得还给我，将来还要出版呢。”

满都拉说他的梦想是像惠特曼一样一辈子只写一本诗集，一本不断往里添加作品的诗集，满都拉告诉我说，惠特曼的诗集叫《草叶集》，他的诗集名字也起好了，被他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也是三个字，叫《星空集》。

可是，滿都拉来不及看到他的诗集出版了，他手写的那本诗集一直留在了我手上。

满都拉牺牲了，就在他为我朗诵诗歌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我将满都拉的诗歌一首一首地整理出来，它们便像雷花一样飘洒到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无数的读者惊叹中国诗坛又有一位天才诗人横空出世，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读到这位诗人天才的诗作时，他已经不在世上，就像生前籍籍无名的艾米莉·狄金森一样。

我只是一直不明白，满都拉为什么从来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读到《自我之歌》的最后几句：“我要像空气一样离去，我对着夕阳甩动头发，我把我的血肉投进涡流让它在镶嵌花边的步履中漂流。我把自己馈赠給泥土，以期从我心爱的草叶中复苏。你若想再见到我，可以看看你的足迹……你若一时找不到我，请仍然保持勇气，一处不见就到另一处寻觅，我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我仿佛明白了满都拉的选择，他用生命热爱头顶的星空，也用生命捍卫心中的准则，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下来，我想将来一定要将满都拉的诗集岀版，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热爱一些崇高的事物，就如同热爱生命一样。

(《微型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若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岀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賡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