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

韩开春

①那年我去宏村，正是深秋季节，顺着黄山的皱褶一路前行，层林尽染，草黄枫红，间杂粉墙黛瓦，古徽州果然气派非凡。到了村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泓碧水，一条小道笔直穿过湖心，上面有座弯月般的石砌小桥，名叫画桥。据说，当年李安在此拍摄《卧虎藏龙》，男主人公李慕白就是从这座小桥上牵着他的白马走过的。

②但是，我的目光却被湖中那一大片枯萎的残荷吸引，脑海中瞬间浮现的竟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反对贾宝玉拔除破荷叶的理由：“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林妹妹那双对着残荷发痴的忧郁的眼睛。在那一刻，我居然有了长留宏村的想法，要是能有机缘在湖边的书院住下，在有雨的夜晚，或是撑着一把油纸伞，顺着石砌的湖堤漫行，或是隔着石雕的窗棂，卧听雨打残荷，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③其实，我有许多亲耳聆听雨打残荷的机会。我读初中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后面就有一大片荷塘，每年莲藕起出之后，就再也没人去管它，任由满塘的荷叶自生自灭。然而我终究只是个俗人，比不得林妹妹那样冰雪聪明，所以听雨打残荷的次数虽然不少，却从未听出过什么诗意。

④与枯萎破败的残荷相比，我更加喜欢夏日的新荷，光鲜洁净，绿意盎然，看上去就很赏心悦目，勃发着无穷的生机。中午或是傍晚，会有一些或红或绿的蜻蜓、豆娘前来参观，它们或许是被这荷塘满目的绿迷住了，绕着圈不停地飞，迟迟不肯离去，飞累了，就在新冒出的小荷尖上歇歇脚；身上穿着黑黄条纹套衫的小青蛙，也从水里冒出头来，双腿一蹬，用它那著名的蛙跳，一下子便跃上了荷叶的表面，随之溅起的一串水滴，滴溜溜地汇聚到荷叶的中心，凝成一颗又圆又亮的大水珠，映着太阳的光辉，像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们或许是把这一张荷叶当成了运动场，鼓着大腮帮咕咕呱呱不停地叫，呼朋引类；还有一些黑脊背的鱼，在荷叶撑起的太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间或举起大尾巴，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劲一击，发出“泼剌剌”的一声响，溅起一朵大水花，旋即一头扎进水底，再也不见了。

⑤这样的季节，最快乐的自然还是孩子。从第一朵荷花在水面上升起、绽开它美丽的笑脸时起，就会不断有孩子顺着塘埂悄悄滑下水去，学着在水面上那群嬉戏的鸭子的样子，把鼻子一捏，头往下一低，便潜入水底，浮上来的时候，手里总会多出一截细嫩甜香的花香藕，临了上岸，还不会忘记摘一片荷叶顶在头顶。有时候也玩打水仗游戏，学着电影里白洋淀民兵打鬼子的模样，顶着一片荷叶，手里端根树枝，一只眼闭着，煞有介事地一瞄，手指一勾，嘴里同时发出“叭”的一声。

⑥少年的记忆，除了玩耍，大多数还是和味蕾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荷叶，也是如此。说到吃，必须提一下荷叶粥，这是我母亲夏天常做的，把新鲜的荷叶洗净，切成细丝，放点冰糖，和粳米一同煮，做出来的粥青白相间，颜色好看，味道也好，清香扑鼻，有清热解暑之功效。荷叶还可以包装食物。我祖父有个习惯，赶集的时候带上一张荷叶，或干或鲜，随季节改变而有所不同，回来的时候，总会变戏法般从怀里掏出一只荷叶包来，里面包着的有时是几片卤猪头肉，有时是两根油条。他用筷子夹起肉丢进我的嘴里，果然是跟往常吃到的不同，肉香中夹杂着荷叶的清香。长大后读明清小说，见到许多关于市井场景的描写，我才知道，原来这用荷叶包熟食的举动并不是我祖父的首创。

（选自《2010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改）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便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接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

为了改变我国科学研究原创能力薄弱的现状，近年来人们对原创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原创文化是一个国家科学创造能力的基础和条件，它旨在追求卓越，激励人们既要焕发自己的创造力，也要努力吸纳前人的思想。原创文化提倡广泛交流、全面开放。正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科学上的许多原创性成果都是在学者们的思想交流、观念碰撞中孕育产生的。萧伯纳说得好：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人手里还是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那么每人就同时拥有了两种思想。原创文化的精髓在于维护学术自由，这源于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特点，原创的东西一般在开始时不易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它们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被扼杀了。当前，我国科学研究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理论的探索重视不够；企业重技术手段的模仿应用，轻自主创新研发；科研机构追求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轻问题本身的探究……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科学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亟须完善，原创文化研究亟待加强。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另外，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