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意

汤一介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求甚解。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是爱看。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还有不懂的地方，但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我并不想做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

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

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而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心领神会。

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解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对《论语》或《道德经》“甚解”了呢?没有吧。

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

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等等。是不能都要求“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得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

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了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是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一封没有地址的来信

这里是中部山区的一座村庄，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这高昂的学费，对于这个贫困户家庭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裹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仔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 13857128……”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这张纸条统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认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我女儿考上大学了！我要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空号……我想，可能是人家换号码了，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你给人家写封信啊，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当胡美娟打开那封由原住地街道辗转而来的信，惊愕不已，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地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栏写着 “地址内详"，可是里面却没有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资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 并且兑现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多么自尊倔强的女孩儿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精准扶贫的特困区，你想想，把一个女孩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所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就算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文身的原初意义：中华古礼的原型

文身是我国东夷南蛮百越的古俗，东夷南蛮进入华夏，其原来的文身与古礼和风俗的关联已在五帝时代与华夏的融和中渐渐消失。而百越之地的吴在殷商末年、越在春秋末年仍以文身为俗。《墨子·公孟》曰：“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里“剪发文身”是用来治国的，不仅仅是风俗，而且是礼。墨子讲越国的“剪发文身”，是与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用“大布之衣，群羊之袭，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相比较的。这时，东面的齐，南面的楚都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越，仍是剪发文身。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能与春秋时代的齐、晋、楚三国之礼并行且与之一样达到“其国治”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在于越国之礼虽然外在形式不同于三国，但在内在核心上却与之相同。从内在核心上讲，“剪发文身”这一源远流长的古礼，具有与其它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

第一，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身之所文的，是类似于图腾理论所讲的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之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史记·周本纪》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文身关系到百越诸族的根本观念。

第二，文身具有百越诸族的成人礼的作用。《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这是从冠笄之礼的角度讲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的不同。冠笄之礼是中原诸族的成人礼。男子成年行冠礼，头上戴冠，以冠束发。女子成年行笄礼，用笄束发。百越诸族则是剪断头发而形成符合越礼的发式。中原成年之礼，不仅是冠笄，还有相应的服饰，同样百越的成人之礼，不仅要断发，还要拔牙、漆齿、文身。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意味着将人的自然之躯，按社会、仪式、观念的要求加以改变，显示了自然人向社会（氏族、文化）人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只有文身，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第三，文身作为礼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外观感性上标识。《墨子》讲的越王用“剪发文身”之礼以“治其国”，越礼与华夏之礼一样，其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黎族规定奴婢不得文面：“惟婢获则不刺面。”《礼记·乐记》讲，“礼”的最大功能在“别”（区分）。《荀子·礼论》讲了“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文身作为一种古礼，最初体现的是平等性的图腾观念，然后成为从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社会的再进一步演化，就会提升为别贵贱的等级标志。从越王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文身已经演进到具有别贵贱的功能了。

文，这种在身体上刻镂图像的行为，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文身是在仪式（原始古礼）中进行的。是仪式使文身具有了神圣性，同时文身之人在仪式中获得的神圣使之成为仪式的核心。

正是文身古礼内蕴着与后来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

（摘选自《新华文摘》刊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