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北京，最早的时候家里住在平房区里面，大家可能认为平房就是四合院，其实不是，真正的四合院非常宽敞且错落有致有排布标准的平房建筑，而我小时居住的地方最多叫做大杂院，人口密度大、环境恶劣。那时候北京城没有几栋楼房，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住进楼房。

后来开始有了简易楼和红砖楼两种楼房，这两种楼房建造速度较快又结实耐用，很受老百姓喜欢，我家十分幸运地分到了一套红砖楼房，记得第一次站在阳台上我发现自己可以看得那么远，兴奋无比。与此同时小区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变，开始有小花园，花园里种上参天的松树，夏天的晚上许多楼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会围着小花园溜上几圈，唠唠家常。

再后来北京开始盖商品房了，楼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加，原来的老房子开始不够用了，于是，决定买一套商品房。商品房比原来的红砖楼住的更加舒服更加安全，有地采暖、有物业、有门禁系统、还有保安24小时巡逻。

（摘编自《百家号·从住房看改革开放40年变化》2018年11月28日）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以及“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一个完整整体，不可割裂来看待和理解。“房住不炒”提供了思路，住房制度的建设要求指出了发力方向，“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最终目标。“房住不炒”，除了加强住房需求的管理和调控，包括坚持限购限贷、降杠杆、遏制商品住房过快流通来平抑炒作之风、让房子变得难炒外，更主要是标本兼治，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让一部分房子变得不可炒、无炒作价值。可以增加住房供应品种，分流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针对刚需者提供只能住不能炒的房子。比如2017年北京推出的共有产权房，即可长期居住，但限制转让，只能内部流通，大幅度降低了牟利空间，真正是面向自住型刚需者，是实现“房住不炒”的一个有益探索，已经在社会舆论中产生良好的反响，对于推动我国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结构性改革产生很大的示范作用。在引导共有产权房这类新型品种的住房向“房住不炒”发展的同时，也要探索落实“多主体供给”，可以尝试引入社会组织和机构成为供给主体，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供给。政府更多的责任是作为政策提供者、规范制定者和市场管制者的角色，出现在共有产权房等新型住房品种的供应体系中。还要牢记，无论“房住不炒”，还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归根到底，都是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服务，要以这个目标为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8年2月28日）

材料一：

8月30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制定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公布。诸如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10个小时，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等，方案列出一系列为儿童和青少年“护眼”的硬措施。

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到2030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八部门防挫青少年近视：调控网游总量 课堂禁带手机》）

材料二：

材料三：

视力监测是最基本的初筛，近视和不近视的人也可能测出一样的视力，所以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有没有近视。另外，视力监测受主观和客观的影响很大，学校范围内开展的视力监测存在前后两次检查可比性不强的问题。

目前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还缺乏统一的检查标准。比如，查视力时的视光学环境未统一、使用的视力表未统一。此外，各地视力表灯箱的照度也未统一，也会对近视诊断带来影响。同时，对近视的检查结果也未做细分。

对于诊断近视的标准也未统一，有的用睫状肌麻痹后的电脑验光结果，有的用主觉验光结果，有的按现有眼镜的光度。因此，应该先确定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的标准，进行充分调研，在此基础上再制定近视防控的具体目标。

由于目前儿童近视率的问题，关于儿童近视康复的机构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存在不少治疗不规范的现象。比如，有的机构号称不戴眼镜、不用药、不手术就可以控制甚至“治愈”，导致很多孩子错过最佳控制时机。乱象的出现，其中一大原因是家长求医心切、对治疗期望值过高。真性近视在目前医疗水平下做不到治愈，只能控制加深。很多家长在固有错误观念引导下，拒绝医生给予的建议，转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奔这些商家。

（摘编自《有效防控青少年近视须补上哪些功课》，《法制日报》2018年9月5日）

文学观念是随着时世的推移而改变的。魏晋文学观念的变革，摆脱了经学的束缚，确立了诗文正宗；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突破了正统的范畴，接纳了戏曲小说。林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重视这种文学本位，着力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探索。在唐诗的研究中，一般都要提到诸如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大众喜爱等外部条件，而林先生则不然。先生是位诗人，因而敏锐地发现，在这诗的国度里，诗成了整个文化的灵魂。他说：“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他以富于诗人个性的独特视角直切诗歌的文学本位，因而在创作主体中偏重于寒士诗人，在创作方法中偏重于浪漫主义。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不同于一般批评者把目光投向诗歌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现实，而是把握住创作主体的精神，提出了“少年精神”。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他说：“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中国文学简史·导言》）唐代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推行开明政治，是寒士积极进取、扬眉吐气的时代，因而表现出一种“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充满“青春的气息”和“浪漫豪情”。李白是最富于“布衣感”的“寒士”，也是最富于“少年精神”的诗人，他“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唐代四大诗人》）。盛唐诗人诗作类皆具有“少年精神”，即便是发牢骚的诗，也是乐观向上的；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林先生与“汉魏风骨”对举，提出“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盛唐气象》）。林先生是从寒士文学本位去把握唐诗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貌的。

林先生认为抒情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最适合于抒情，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家，晚年致力于《西游记》的研究，也因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他说：“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诗人李白》）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现实，是存在，是形而下的，近于“微观”，而浪漫主义表现的则是感情，是精神，是形而上的，近于“宏观”。在社会上强调典型说的现实主义理论，把许多诗人诗作装进现实主义大箩筐之时，林先生却根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更多地阐发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性。

（摘编自林东海《林庚<唐诗综论>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