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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小题1】下列说法不属于“文化至上”的一项是
A.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
B.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
C.司马迁、曹丕等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
D.儒家的信徒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
【小题2】下列说法或行为,不属于文化自觉行为的是
A.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
B.曹丕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C.朱熹认为对文化要有“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的态度。
D.李白写文章追求的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小题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刘勰把人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三者合而为一,突出了人文的重要性。
B.当下,我们应该学习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质朴精神和敬畏态度,进行文化重建。
C.上个世纪将文化妖魔化和庸俗化都是对文化的蔑视,谈不上对文化的敬畏。
D.“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判别人群归属的唯一标准。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0-04-05 09: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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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从庄子哲学的对境来说,恢宏的气象乃表现于不以人类为中心,不以自我为中心,而能推及于广大的自然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方面表现出民胞物与的胸怀,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艺术精神的和谐观照。很显然庄子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和主体——的对立关系。这种主客一体的宇宙观,实为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和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宇宙观迥然不同。庄子不仅要打破主客对峙的局面,进而达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还要进一步达致物我两忘境界。在这里,庄子充分表现出大艺术家的精神。

主客合一的宇宙观,只是对自然作某种程度的观赏,而缺乏开发自然界的精神。中国在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贫乏,这种宇宙观实有重大的影响;正如中国民族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是受这种宇宙观的重大影响。

在西方,人在开拓自然的过程中,已有惊人的成就,这是值得骄傲的,也毋须赘言。然而若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则呈现着深沉的危险,尤其是人如何在自然界中安排其地位问题。

西方传统哲学大抵为二元化的倾向——物我完全对立,自然与人事对峙,亦即划分客体与主体。然而由于西洋哲学重客体,往往习惯将人类客体化,结果常使人埋藏于物界而丧失其自然的地位;同时也有人急急于求永恒客观的存在,把自然界看成一个变动流逝的感觉界而加以鄙弃;中世纪则更视自然人为罪人,自然界为罪恶之区,而将价值停滞于高远飘渺处。

及于近代,西方经验科学的长足发展产生如下的特殊现象:一、把人类压缩成物理平面;二、把人类列入“动物级数”,或从“鼠”辈的试验解剖中来衡量人类的行为;三、天文学家将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的有限宇宙开展而为无穷宇宙,人面临这无穷新世界,有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人类固然可借知性作用在宇宙中安排自处,但人类的苦闷不安,则于其畏怯与自大的交织下表露无遗。

总之,西方哲学的宇宙观始终是在一种不协调或割离的情状中影响于人生观。同时,传统西洋哲学家几乎都在全心全意建造大体系,把所有个体溶入抽象的全体之中,因而个体的特殊性便被抽象的全体消解和吞噬。反观庄子,他一方面肯定大自然的完美性,不如西方哲学总想逃离这一自然界,而构幻另一虚无飘渺的超自然:同时,庄子也肯定人类的尊严性,而西方哲学却以人性为微末。在庄子看来,广大的自然皆为生命游行的境域,人类处于自然中,其渺小程度虽如“毫末之在于马体”,然其思想光芒则可流布于苍穹。

在今日急速的动力生活中,人心惶然不安。精神病患者日增。对于这样的时代,庄子哲学也许有一份清醒的作用,作为调整人心的清凉剂。

(节选自陈鼓应《庄子浅说》)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主客合一的宇宙观,自然界只是观赏的客体,却不是征服的对象。
B.主张主客二元、人与自然对立的西方哲学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
C.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天文学家的发现让人类眼中的有限宇宙已拓展为无穷宇宙。
D.部分西方哲学家鄙视自然,认为自然界变动流逝,他们热衷于追求永恒存在的超自然。
【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方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和文学艺术上的贫乏,与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特点密切相关。
B.尽管近代经验科学长足发展,借由动物试验得出的结论却未必适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C.庄子哲学视宇宙中的人类如马体之毫末,这与西方哲学以人性为微末的观点似同实异。
D.人类置身于无垠的宇宙,畏怯自大,矛盾重重,这种惶惑苦闷不是单凭理智能够解决的。
【小题3】依据文意,庄子哲学为何能成为“调整人心的清凉剂”?请概括回答。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近20年来,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历史文献、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使史料的检索极为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过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也能够被直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
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无论类书还是目录学著述、索引,都是以“书”的形式出现,长期以来,治史以读书为根基,无人怀疑和挑战。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第三类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学者可以自行设计检索内容,随时提取数据库内史料,这使它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考辨真伪;第三,受数据库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
在史学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体理解,决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积而不知鉴择。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轻松治史了。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这是在“名”与“实”之间的失察,而学术资料数据库的检索就是以词语、字串为核心来汇集资料,所以特别需要警惕。
(摘编自乔治忠《治史仍须以读书为根基》)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虽然当代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但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不能替代
B.为了解决史家难以全部阅览众多书籍的问题,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
C.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使治史更轻松,因为直接取用检素出来的资料更易出错。
D.从传统类书到学术资料数据库,史料选取更为方便,治史需要读的书相对变少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分析电子学术资源的种类,论证学术源数据库对传统读书治史方式的冲击。
B.文章以信息技术发展为立论前提,提出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须要彻底改变的问题。
C.文章第四段运用举例论证方法,阐明直接取用具体史料,出错的可能性颇高
D.文章从传统到当代,再到具体史料的运用论证了治史仍须要以读书为根基。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类书史料会导致误解,治史者通读史料出处的原书籍,有助于避免对史料的误解。
B.史学研究中如果运用数据检索发现重要资料。就要跟进阅览,这样才能增益研究
C.网络信息时代对读书治史提出更高要求,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和改进。
D.近代电子书籍资源兴起,书的载体发生变化,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已经失去意义。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不符合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兼爱”理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兼爱上》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墨子明说“爱父爱君”,从未提倡“无父无君”。孟子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率兽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翻案平反的一丝可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咸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极端恶劣的政治语言环境下,若有人为墨子说一丝公道话,与儒家传统议论些微不合,即刻被株连定性为“异端邪说”,猛遭围剿挞伐。

翁方纲是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四库全书》八处提到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说:“有生员(秀才)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方授楚说:“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记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2019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 孙中原 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墨子先学习儒学,后来针对儒学的缺点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
B.在中国历史上,儒墨一度同显、对举,墨学的地位不低于儒学,之后便衰竭了。
C.儒家“爱有差等”符合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是“血统论”。
D.孟子攻击墨学,他认为墨学“无父无君”“率兽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思路清晰,层次清楚。
B.作者主体部分论证了汉后至清墨学衰竭的过程以及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
C.文章在肯定墨家“兼爱”学说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体现出辩证的态度
D.文章运用了引用论证的方法,如引用《兼爱上》来证明墨学并非提倡“无父无君”。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秦汉时期,孔墨并提,当时能够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只有墨家。
B.陆游的诗句体现了儒墨水火不容的关系和陆游对墨家的同情态度。
C.作者认为孟子攻击墨子是犯了“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
D.在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儒墨学界应交流合作、互补互鉴。

同类题5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书法不隐”的首创者,可由孔子说起。左丘明在《左传》中记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从此,董狐与春秋时另一敢于直言的史官南史氏被后世并尊为“南董”,“书法不隐”也成为传统史学中的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其实,所谓的“书法不隐”贯彻的是以“礼”为原则的“书法”,它是为了维护“礼法”而产生。因为赵盾“弑君”的做法违背了儒家所定的“臣为君纲”的礼法,而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的评价,所以孔子称赞它、颂扬它,使它成为“良史”的准则。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直笔”的概念,他说:“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辞宗丘明,直归南董。”紧随其后,《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中柳虬也阐述了“直笔”的观念,柳虬说:“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可以看出,刘勰、柳虬提出来的“直笔”其主要含义就是“书法不隐”的董狐精神,它所张扬的就是史家要刚正不阿、如实记录并公正褒贬,以实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学家也在强调史家应该秉承刚直公正的道德良知。

直至唐朝中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辟章节,在理论上更系统和完备地论述了“直笔”,他将“直笔”重命名为“直书”,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概念“曲笔”,他认为“直书”是“君子之德”,而“曲笔”是“小人之道”,对那些不畏权贵、敢于直书的史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也痛斥了阿谀奉承、捏造事实、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他强调“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刘知几极力推崇 “直书实录”,实际上他的初衷是倡导史家要有“不畏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无私无畏的道德风尚。刘知几的“直书”理论鞭策后世史家完备道德以铸就“良史”。

传统史家把“据事直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就带有了对客体进行规范的意味。但是其终极目的是宣扬以儒家封建礼法为主要内容的“名教”,这被看作是任何一位史家都应恪守不渝的原则。当“直笔”记事与“名教”规范协调一致,没有冲突的时候,史家都会遵守直笔而书的原则。倘若两者分背,尤其是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大多数史家就会趋于“名教”而放弃“直书”原则,这种自发的错误选择成为了传统史学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摘编自颜娜《浅析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认识论及其成因》)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左传》记载:董狐书“赵盾弑其君”。看到这段记载后,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
B.刘勰、柳虬虽然都解释过“直笔”的刚直公正的精神,但阐述得不全面、不系统。
C.与儒家提倡“书法不隐”的动机不同,刘知几提倡“直书实录”的初衷是砥砺史家。
D.一旦“直笔”与“名教”产生矛盾冲突,传统史家就会放弃曾坚守的“直书”原则。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第三段通过 “直书”与“曲笔”的对比,强化了史家的崇高道德对“良史”的重要意义。
B.文章最后一段在前三段的基础上丰富了“直笔”的内涵,使文章论述更完整、深刻。
C.文章引述刘勰、柳虬的观点,从文学家的角度进行阐述,使读者对传统史学的认识论理解得更全面。
D.文章引用了多部作品中的文段,看似庞杂无章,实际上却都从董狐著史一事延伸而来。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刘勰以董狐为例来阐释“直笔”的内涵,可见“直笔”与“书法不隐”有相似的精神内核。
B.从“直书”理论的影响来看:对所爱者彰显其善,对所恨者凸显其恶,是后代史家推崇的著史原则。
C.传统史学的认识论推崇刚正不阿的精神,可知阿谀奉承的小人很难成为优秀的史家。
D.如果传统史家著史能跳出儒家封建礼法的窠臼,传统史学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