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属于表演性质的伎艺。

早在唐代，一种由僧人表演，被称作“俗讲”的口头伎艺就开始流行于佛教寺院，它在宣讲佛教经义的同时，掺入佛教故事乃至世间尘俗故事，其演唱的底本称“变文”。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通俗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俗讲伎艺也由寺庙转移到了城市的瓦舍、勾栏之中，表演者已经完全是职业艺人了。此时，由俗讲伎艺演变而出一种“讲唱”艺术，其中包括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上均为有说有唱，内容也都是讲述故事。它们为戏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血亲。当时还有一种表演伎艺叫作“说话”，元明以后改名为评话、说书等。源于俗讲的说话，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与俗讲一样，也有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就是我们所讲的通俗小说。进入元代，那时的说话远不及戏曲发达，其话本写作也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承袭宋代的传统，所以在通俗小说史上人们是把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总的来讲，宋元话本的水平都还处在通俗小说的初级阶段。形式上它们有明显的说话伎艺的痕迹，如语言的俚俗化、表演上的插科打诨、讲述上对诗词赋赞的运用等等；作品的审美倾向也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和猎奇搜异方面。小说对民生的关注、人性的剖示以及生存价值的探寻，却都做得相当不够。写成于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记录下了当时一百余种小说名目，其中灵怪类、烟粉类、神仙类、妖术类就占了全部作品名目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除了怪诞因素之外，并无什么可取之内涵。

除了题材方面的不足，宋元话本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都十分缺欠。话本把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当作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大多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都没有倾注功力。这与说话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说话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必须通过情节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情节属于小说诸要素之一，没有情节也就没有故事。事实上，话本在这方面的注力也的确使得古典小说在创作技巧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仅仅注重情节便使得小说基本上停留在娱乐的层次上，读者在猎奇之后，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享受。此外，话本创作者的文学修养较低，也是话本艺术层次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文人作家对话本小说的创作都持鄙视的态度，根本不屑于染指；元代的下层文人又都把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这样，话本的写作就只有由那些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来担当了。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通俗文化也更为兴盛。一些观念比较先进的文人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加盟使得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较宋元更大的质的飞跃。由此，通俗小说终于彻底摆脱了附属于说话的地位，成长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批流传千古的小说巨著诞生了，它们把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勾栏伎艺之附庸到蔚为大观、风靡天下，通俗小说经过不断的演进，在明代实际上已取代了诗文的地位，成为当时审美文化的正宗和主潮。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他理想中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就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传注再变而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黄宗羲倡导异质共存，他希望学校是实践、捍卫这一精神的场所；换句话说，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一般的人才或是科场得意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因此他认为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城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