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林格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着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料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施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跨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①由于“食洋不化”，晦涩、繁琐而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美术理论中泛滥成灾。吴冠中以他特有的简洁、锐利和明晰，展示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和另一种文风，其核心正是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吴冠中之提出“风筝不断线”，质疑“内容决定形式”，为“抽象美”辩护，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抨击以笔墨为评鉴绘画的唯一标准……都是他在艺术实践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都是在一定情况下感到非写不可的，不吐不快，嬉笑怒骂，皆是真情流露，几乎忘却了自身的安危”。由于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牵涉当代美术的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必然引起有关方面的激烈反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时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大逆不道的那些主张，早已成为艺术界的常识。时间相隔较近的争论（如关于“笔墨等于零”）有些老人还在耿耿于怀，而新一代美术家却对这一话题感觉不到任何刺激性，甚至认为翻来覆去谈“笔墨”是浪费时间。

②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而他的创作实践又与近数十年中国社会文化共生。作为一个画家，他的文章有助于对他绘画作品的理解，他的绘画作品则印证了他理论主张的现实可行性。在研读《石涛画语录》时，他为石涛的一段话所吸引：“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这些话刚好点明了吴冠中数十年感受与思考、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关系。

③吴冠中论说艺术的文章不是学院派引经据典的“论文”，而是针对当代中国艺术的现实境况对同行提出的“忠告”。他关于现代绘画的存在理由、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形式对于绘画的意义等方面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在掌握世界艺术潮汛的基础上，立足现代中国，清醒估量当代中国艺术的得失，企求中国艺术生面新开。由此出发，他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和挺进”大声疾呼。例如他关于在美术创作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质疑和对“形式美”的提倡，（1）；他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2）；他对中国现代绘画名家的直率评说，（3）；他逐字逐句译述《石涛画语录》，（4）……这些出自艺术实践的见解，包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职业艺术家自己提出问题，证明是艺术实践自身遇到的迫切问题；而争论的激烈和广泛性（仅以在《美术》上发表的文章计，便有六七十位美学、艺术史论家参加）则表明了问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在涉及现实问题的时候，吴冠中总是质言无华，以致引起有些人的反感。如果排除感情因素，把他的这些言论放到现代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审视，就会看到吴冠中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寻求自主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不能不承认他的主张确实是“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的针砭之言，不能不承认他直指极左教条的大声疾呼“是破冰之举”。

④在中国绘画史上，吴冠中的特殊意义是开辟了一条跨越传统程式，融汇中西艺术的道路。他不以文人画的继承者自居，但在深层艺术观念上却与开创文人画传统的文人声气相通；他不崇拜传统笔墨程式，但他是当代水墨画家中最能发挥水墨语言的多样表现性的画家之一，在无所顾忌、无所约束的心态下画出了具有中国艺术精神，而非传统形式的作品。虽然在中国画圈内有许多人对他的创新实验心存疑忌，但在圈外人看来，他是极具中国文化风神情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认为只有不断发展变化，才谈得上保留传统，将笔墨等同于传统，是“保留文物”而非保留传统。“我们在传统中得益的，是启发；我们在传统中失足的，是模仿”但他并没有抛弃传统笔墨的精神。他在传统笔墨形式如皴法之外，对线和点的表现力做了新的拓展，他创造出了新的水墨画节奏，因此也就拓展了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这种新节奏的核心是表现生命的运动。他以自己多样化的实践给后来者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刻意摹古，不刻意追随历史上的大师，也有可能创作出有十足中国风味的绘画。而我们从来认为离开古代大师创树的规范和程式，我们就会失去艺术的传统精神，失去绘画的民族特性。

（有删改）

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规模预测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一位男士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一家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一家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成为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一位金牌阅读推广人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有删改）

“存形莫善于画”。造型，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画也不可能是例外。而所谓造型，即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所以，它的基础是客观形似。这就是所谓“写实”，其实质决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典型地拉开与真实的距离。唐宋时期的中国画，我们通常称作画家画，便是在这上面用功夫，是谓“画之本法”。要想成为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

明清时期勃兴的文人画也即“写意”画，它改变了中国画的造型本质，而以笔墨为中心，对于形象的塑造，它注重的是主观和神似，而不再是客观和形似，这样的形象，区别于“写实”，又称“意象”。文人画家则又称“利家”，以区别于专业画家的“行家”，他的用功，主要也不在“画之本法”的造型，而在“画外功夫”的诗文、书法。但问题是，过不了造型关，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就如用钱锺书等个别人的成就，来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大学的教育一定沦于“荒谬绝伦”一样，一旦用董其昌、石涛等个别画家的成就，来否定造型、取消造型，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沦于“荒谬绝伦”。然而，文人画家们以其居高的话语权，却恰恰以董其昌、石涛为例，否定、取消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他们认为，从上古绘画的不能形似，到古典绘画的高度形似，再到现代绘画的不要形似，是不断进步，讲求机械的“写实”，则“直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于艺术邪？”所以主张“写意”，就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不想想，难道摩托车发明后，就得取消跑步比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画家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工于造型为耻。所以，不仅新文化人发起“美术革命”，对文人“写意”画的风靡提出严厉的批评；传统的国画家中如张大千、谢稚柳等少数有识者，对文人“写意”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池沼而不是江海。谢稚柳明确表示：“中国画是写实的。”张大千再三告诫他的学生：“要学画家画，千万不要学丈人画。”

反观坚守文人“写意”观者，把灵活性当作原则性，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以钱锺书的成功为例坚决主张取消高考，“家家石涛，人人昌硕”，固然做到了“画之本法”的“形式欠缺”，又有几个具有“画外功夫”的“精神优美”呢？至以高考不过关就意味着具有偏才，以“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逸笔草草”就意味着所抒发出来的就是“胸中逸气”，并斥高考过关者为庸才，“形式周密”者为“精神不美”，为匠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