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一本书游走

张炜

我小时候，大概是刚能阅读一点文学作品的年纪，读过一本没有封皮的书。这本书严格讲只是一部残卷，因为前后都撕去了一部分，最前边一篇的题目只剩下三个稍大一点的字：“暴风雨……”。所以我连这篇作品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更不用说整本书的书名了。

这部残卷让我如痴如迷。它写了俄罗斯莽林，写了猎人和林中各色居民的生活，更写了无数的动物。这些处处洋溢着浓烈林野气息的文字，绵绵无尽的天籁，把我深深地笼罩和吸引了。

我当年也生活在林子里，那是海边的一处国营林场，林场又连接了几万亩海滨自然林和无边的荒野。书中景物与现实生活或可作比，我生活于其中的这片林野虽然远没有书中那么苍茫，但对我而言也足够浩大了。最为不同的是林子里活动的人和动物：身边的林子没有那么多凶猛的大型动物，也没有那么多出生入死的职业猎人，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诱人的生活之窗。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神思一直跟着书中的人物和动物，几乎寸步不愿分离，一起时不时地从我的鼻孔前飘过，让我永难忘怀。

这些文字让我入迷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它讲述的传奇故事，它展示的生活内容。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字生涯之后，或许让我想得更多也更明白：一切绝非那样简单。这部残卷传递出的是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东两，它难以言喻，这或可称之为一位苏俄作家所独有的生命气质与文学个性。如果仅仅是一则曲折的故事，大概不会有那样的魔力。

因为它是一部残卷，作者是谁，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一个书籍奇缺的年代，能够遇到这样一沓好文字真是太幸运了。可我当时毕竟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这其中也不乏经典，但最难忘最着迷的却是这样一部残卷。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我常常讲述林子里的故事，这也是我的少年经历；更有趣的是，笔下的人物也常赏要背一杆枪。的确，我当年也看到了很多猎人，并曾经跟着他们在林中蹿跑。林中生活和一些人的行迹让我如此难忘，当然是受到了那本残卷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深深地感激着一位不知名的苏俄作家。

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海边林野，一个人在半岛地区游荡。我有一个背囊，里面装的全是自己的必需品，这当中永远有着这本残卷，外加我写成的一沓沓稚嫩的文字。

由于太喜欢这本书了，我曾不止一次将它借给旅途上的文学朋友。我希望他们也像我那样喜欢，我们能够一起分享道德精神与文学的盛宴。这是怎样愉快的时刻。这使我们有机会一起畅谈林野和文学——那时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

万分可惜的是，有一次远行，我把这本书遗忘在了一位朋友那儿，归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了。生活匆促多艰，我当时站在路边，觉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后来许多年，我都尝试着寻找这部书，但一直没能如愿。

就这样，我失去了它。

我牢牢地记住了书的内容。我经常想念它，如同想念一位儿时的挚友。

我去城市上学，然后到了更大的城市工作。我最终从事专业写作，并且写出了上千万字。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会突然想到这部残卷。在深夜，偶有失眠时，我会想它。

不难想象，我仍然没有终止寻找，还在一次次做着努力。问题是我并不清楚这部残卷的书名与作者。转过了多少图书馆，长时间站在浩如烟海的书目前。这真的是太难了，我差不多不再抱有那个希望了。

互联网时代来临了，我可以在网上搜索，但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这道难题并不好解。

一个好朋友听我说过这部残卷。他不仅是一个极为认真仔细的人，而且精于网事。某一天，在我完全没有预料、没有指望的情势之下，他竟然发来了一则短信，上面报告了一个喜讯。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话里交谈了一会儿，详细说到了一些内容，让我心里一阵滚烫。我们笃信不疑：是的，是它，这一回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少年之梦、儿时挚友，一个曾经伴我游走四方的朋友……这一夜我差点失眠。

朋友迅速将从旧书网上求购的仅存的几本书寄给了我。五成新，中篇小说集，书名《猎人的故事》。作者：阿拉水列夫。首篇：中篇小说《暴风雨前》。它版于1957年的作家出版社。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黑白照片，让我久久端详——有些瘦削的长脸膛，深邃的目光。

从作者简介中得知，他生于1897年，仅仅活了57岁。

（取材于《一本深刻影响我的书》）

材料一：

文化产业近年来的表现，可以讲是“冰火两重天”。2014年，在“反四风”的形势下，舞台演出制作公司有60%倒闭，艺术品、画廊行业持续低迷；同时由于近年来文化产业同质化、地产化、空壳化的发展，全国范围内的影视基地、文化产业园区以及主题公园有70%〜80%处于大面积的亏损状态。另一方面，我国部分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有了超常的发展，文化企业在创业板的表现突出，成为资本市场“新宠”。与此同时，创业板文化类企业由于上市前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上市后有动力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寻求企业外延式的扩张，进行产业整合，提高企业整体水平，从而改变过去的竞争局面。截至2014年底，市场上每6天就有一起并购案。同时加上阿里、百度、腾讯等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参与，在政策、资本和市场三方合力下，文化产业正发生着质的飞跃，即从一味模仿国外，开始转向利用本民族文化进行自主创新发展。

文化产业这些现状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在低水平、企业规模小、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条件下，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新形势下的重大调整机遇，这些文化产业的基本情况也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

(摘编自于建玮《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材料二：

分行业类型来看，2016年文化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6%,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6%；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增长13.0%，占9.3%；而其中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7.5%，占52.1%，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此外，2016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00元，比2013年增长38.7%；属于文化服务业的文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4.7%，高于2013年4.4%的水平，文化产业结构有了进一 步的优化和升级。

2016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构成

数据：公开资料整理

材料三:

作为国内首档大型文化创意创投类电视综艺节目，《创意中国》选择的制作路径——文创、投资、综艺跨界融合，显现了其对文创产业“痛点”的把握，即搭建项目、创业者与金融、投资者对接的平台，让文创业者与投资人零距离对话。

节目依托综艺这一日臻成熟、表现力强的艺术形式，以及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全媒体的播出架构，形成了更具关注度、话题性、实效性的平台。投资人、文化名人、创业达人做嘉宾，或给出前瞻规划，或提供理性建议；投资机构代表和百姓投资人组成“百人天使团”，根据各自投资意愿，选择文创业者与项目。对参加《创意中国》的文创团队和创业者而言，闯过“猎奇好创意”“创 意秀出来”“资本爱创意”三关后，就可以与投资人零距离对话，就可能遇到投资的“天使”。从《创意中国》录制开始，短短3个月，就有12家创业公司与现场的投资机构确定了合作意向。

(摘编自梅松《为文创搭建更多对接资本的平台》）

材料四：

文化旅游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有机循环体系。在不断升级的旅游需求和全城旅游的背景下，单纯的文化与旅游的集聚已难以立足。未来，文化旅游的融合度将会越来越高，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将以有效融合为核心。在一个开放的文化旅游循环中，文化和旅游是主体，但非唯一的存在，而是融合了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的有机复合体。

文化旅游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遗址等内容。文化旅游所应传达给人们的美，不只在厚重的历史文化中，也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痕迹。旅游是文化的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在文化的熏陶中得以半富，文化在旅游的认识中得以传承。文化旅游，因文化而集聚人气，因旅游而塑造人格。

(摘编自《创意驱动个性凸显文化旅游进入2.0时代》）

严溪锁钥

戴智生

锁钥，开锁的器件，比喻成事的关键所在。

——题记

江文清在门神的下方贴了一张便笺，上书：非经本房东许可，请勿进屋打扰！字是软笔寸楷，乌黑方正，大小如一，标准的馆阁体。

游客发现门上的字条，有人停顿下来，探头张望一下就走了；也有人根本不注意，径直闯进他的庭院。

江文清并不制止，他坐在堂前的火桶上，腰身以下盖件旧棉袄，面无表情，任人取景拍照。来人发现八仙桌上的剩饭剩菜，竟也猎奇。江文清略有不悦，挪了挪身子，欲言又止，摇摇头干脆闲上眼睛。

他的家是一幢三间穿堂式砖木老屋，雕梁画栋。外面观瞻，高耸的封火墙，繁缛细巧的砖雕门罩，就很吸引人的眼球。

这类相似的徽派古宅，严溪村还有140多幢。

严溪村坐落在赣东北偏远的山谷里，谷底枕东谷口在西。谷口即为村口，前面横亘一条清澈的溪河。村口有座牌楼，筑在一棵大樟树底下，门牌正中镶嵌匾额：严溪锁钥。跨过石桥、穿越牌楼便是村庄，里面布局叶脉状，酷似迷宫，颇少见。地面清一色青石板路，主道两边均是木门板店面，既住人也经营茶叶和油茶，还有的开设农家小吃。

这里已然是一个旅游景点，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江文清的老屋在一条小巷口，只居家，别无它用。游客频繁闯入，他实在有点不胜其烦。

如果来人对严溪村的历史饶有兴趣，江文清倒也乐意奉陪。他会客气地引你上座，泡上自制的茗茶，与你侃侃而谈；客人兴致浓厚，他会小心地捧出一本毛边纸手册，里面是他收集整理的资料。

他告诉你，严溪原先四周长满了桃树，最早叫桃花湾。光武年间，东汉名士庄光，为远离政治，也为避光武帝讳，改名严子陵，隐居于此，终日溪岩上垂钓，悠闲自得，“严溪”便由此而来。

严溪村自古盛产茶叶，闻名遐迩，茶号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有修桥铺路、大兴土木的习气，祠堂、戏台和私宅都十分讲究。鼎盛时期，这里“门户三千庄八百”。

可惜严溪村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败。

尽管如此，江文清始终以祖辈为荣，曾经的衰落，他也有新的诠释。正因为衰落，这里的古建筑才保存了下来，历久弥新。

当然，喧嚣打破原有的宁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乡政府为了保护古村风貌，在村口对岸建起了住宅小区，村民搬迁可以自由选择，江文清犹豫不决。

儿子轮番吵他的耳朵，那边设施齐全，不潮湿，视野开阔，我们搬过去住吧？

他不置可否，心想，我又不痴呆，搬过去自然好，只是穷窝难舍呀，何况老屋也有老屋的好处，冬暖夏凉！

孙子天天跟着他屁股后面转，我们要住新房子，那里离学堂近。

他终于松了口，搬吧搬吧！

两个儿子搬迁过去，一家便分成了两个小家。

那是“树大分枝”的必然规律，他心里仍然不是滋味。

江文清把自己留了下来。房子要住人，房子要通风，不然房子会发霉虫蛀。

再说，他没有想好跟着哪个儿子过日子。

还有一个原因，他计划撰写有关村史的文章，住在老屋里更有启发。

江文清当过教师，老一辈里面算是顶有文化的人。年轻人后来居上，但他们喜欢外面的世界，想法也不尽相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留下一份像样的遗产。

遗产不一定都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文化。当然，文化要有点思想内涵。

江文清坐在家里，终日苦思冥想。他孤身一人，平时也没有别的事情做，洗衣弄饭都是儿子轮流照料。这很方便，老屋距新区不远，他吃饭去儿子家，不愿走就让儿子送过来。

他更愿意在村里转悠，祠堂的遗址，倒塌的戏台，正在修缮的义塾馆，都是他常去的地方。江文清有天发现，义塾馆应该少了件东西。他站在院子里回忆，猛然记起堂柱上原来有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严溪向来有兴办教馆的族风，崇尚诗礼传家、邻德里仁的信条，现在好像慢慢淡化了。

江文清走出义塾馆，心里有点失落，又有点兴奋，他似乎找到了可以落笔的地方。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有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等职务。

(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