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谷歌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元仅通过3天的学习，就以100比0的胜率战胜了曾经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初代阿尔法狗，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进化能力让人震惊。阿尔法狗项目的负责人大卫·席尔瓦说，阿尔法元之所以强大，因为它不再被人类认知所局限，而能够发现新知识和新策略。

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如设想的那样，能够高仿甚至超越人类思维的局限，创造新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无疑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然而试想一下，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由机器制造和提供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是自由幸福，是恐慌失控，还是枯燥无趣?

人们喜欢发明听话的科技，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却让这种观点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是需要有脾气、有欲望、有喜怒哀乐的人工智能，还是除了高智商、绝对服从之外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工智能。即便是业内诸多科技大佬、企业家等不断重申人工智能并不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威胁与灾难，让人们相信人工智能的好处会大于弊端，但后者给人带来的恐惧显然也在与日俱增。同样是人工智能，人们显然更希望要一只机器猫，而不是一个终结者。

(摘自吕洪《人工智能：机器猫，还是终结者?》)

材料二

腾讯早在2012年，就在上海布局人工智能项目。我们专注计算机视觉研究的优图实验室，就诞生在上海，专攻视觉识别与图像处理，目前是腾讯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实验室之一。最近，腾讯的华东总部正式落户上海，我们与上海市的合作将全面升级。其中最为重要一个合作领域就是，腾讯要在上海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并将先进技术充分应用于文化创意、智慧城市、智慧零售、民生健康等领域，全面地加入“智能上海”行动。

在今天大会的讲台上，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两边的屏幕，在我左边是“腾讯同传”的屏幕，在我右边是科大讯飞的翻译，在屏幕上看到不断跳出的中文字幕和英文翻译。目前全部是由我们后台的机器来完成的。人工智能在同声传译的应用整体上还处于初期。所以，今天腾讯同传在现场完全依靠机器来完成，而不是采用“人机协作”的方式进行同传，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腾讯同传是我们内部两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微信智聆提供的语音识别技术，相当于腾讯同传的“耳朵”，比如现在它就在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广东普通话；同时腾讯翻译君提供的技术，是立刻把刚刚听到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迅速识别我的口音，理解我的一些个性化的表达，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还是有挑战性的，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包涵，给我们一些鼓励。

(选自马化腾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演讲)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技术优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面向需求，面向数字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激发正能量。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界应当继续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不断开发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各个行业中的深层次应用，真正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同时，国家层面也有必要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政策伦理等进行前瞻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并着力推动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下好“先手棋”，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

(摘自余建斌《深度开发，激活人工智能潜能》)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让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

“撒尿的小男孩”，虽然只是布鲁塞尔一件小得不起眼的雕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外来游客的必到之处。这件城市雕塑，不仅承载了布鲁塞尔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无数想象和传奇演绎，更寄托了他们对城市的祝福和希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则是这个容器中的主要元素。城市雕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跟这个城市有关的一切，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千千万万种勾连。正如“开荒牛”之于深圳、“反弹琵琶伎乐天”之于敦煌、李大钊像之于昌黎，好的雕塑往往还能完成对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再诠释与再书写，似一个点睛之笔点亮城市的文化星空。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城市空间规划和打造被提至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公共艺术”概念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但近来逐渐凸显的城市雕塑过多过滥之势，却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有的城市一味追求高或大的城市雕塑，想要在数字上把文章做到极致，但却忽略了城市艺术最为根本的公共性和艺术性，可谓是本末倒置。有的城市则一味求“新”求“异”，却使得城市雕塑与城市的气质不符。还有的城市，对公共雕塑的创作和管理还停留在装点、美化的初级层面，甚至盲目复制、大肆抄袭，让城市艺术失去了与周边环境与人互动的可能。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在几乎同步的城市建设中避免掉进“千城一面”的窠臼，则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让公共艺术融入城市，需要城市的建设者们少一些拍脑袋的所谓“创意”，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和艺术规律，将公共艺术置于“大规划”中进行统筹安排。而对于艺术创作者们来说，如何在力与美的呈现中实现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的内在呼应，则是永恒的命题。

城市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摩天大楼勾勒出的天际线。让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被艺术滋养着的城市，才更厚实也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