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文化繁荣兴盛，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牡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哲学追问，帮助求解这些追问是文化的深层意义与存在价值。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冲击主体身份认同，动摇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主体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赞同。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我们是中华儿女”新东方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追问。然而，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文化泛娱乐化冲淡民族历史记忆，模糊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引领。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新东方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的主动担当主要指文化生产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坚持追求真善美，冲破以取乐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生产模式。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的能动省思主要是指文化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产品时要竖持主体思考的能动性，坚持高尚的精神神追求，不为哗众取宠的泛娱乐化作品买单，不在文化泛娱乐化中迷失自我。只要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篡改经典，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

材料一:

马化腾在《分享经济：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方案》中指出“共享经济”具有三大特性:一是对社会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共享经济企业通过以租代买的形式整合了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源,实现了三贏的局面。二是把熟人之间的分享关系扩大到了陌生人群体,提升了社会成员的互信水平。“共享经济”是基于熟人关系催生出来的商业形态,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熟人信任开始逐渐过渡到商业化信任。在这一新型的商业模式下,人们发挥共享精神,借助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按需分配和优化配置。三是促进了生产方式由大规模单一中心转向去中心化的个性化定制。相比前两次工业革命塑造的以“单一中心、大规模、统一标准“为主要特征的模式,共享经济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大大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创业创新活力,赋能予人,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摘编自王怡苏《“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模式的研究》)

材料二:

材料三：

近年来,国内分享经济发展迅速,平台企业快速成长，参与人数快速增加。根据速途研究院数据,2012年在线短租市场起步时市场规模仅有1.4亿元,2014年达到38亿元，2015年增长到100亿元。分享领域迅速拓展,从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到几乎所有的领域。平台数量也持续上升,一些领域在短短数年间就涌现出数百家分享型企业。作为“互联网+交通”下的新业态,交通出行领域分享经济经过5年多的发展,对整个中国分享经济行业都将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和风向标作用。从商业模式或涉及的领域看,中国早期绝大多数分享经济平台都是从模仿国外的平台开始。而当下,一些企业开始凭借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断,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摘编自《中国分享经济发展呈现四大特点》)

材料四：

网约车能够在多个国家流行,并拥有相当的消费者群体,必然有其自身的优势。网约车的出现,相对于传统出租车而言,约车更加便捷,出行更加舒适。更人性化的是,‚网约叫车甚至是根据车型、上下班高峰期等因素,综合考量制定出价格,乘客可选择自己需要的车型,性价比高于传统出租车。消费者通过手机应用叫车,不仅操作方便简单,而司机到点等候,也降低了长时间打不到车的概率。同时‚网约车的车型相对而言较好,而拥有好车的人群中,高素质人群的比例高,因此大多网约车司机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及服务态度。在吸纳司机方面,拥有一辆净价7万元以上、出厂年限5年以内、车况良好、车内空间舒适的车辆的司机通过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成为网约车司机中的一员。简单的操作方式和手续、相对丰厚的回报对私家车主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中国一线城市堵车越发严重,网约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提高了每一辆车的利用率。

(摘编自徐晓日、李思佳《“互联网+”战略下创新创业模式的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