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动员”的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会以谐音方式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灯彩、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

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以至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至少还有记忆

刘瑜

最近，看了一部话剧《弗罗斯特》。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弗罗斯特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认错，而尼克松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不得不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西方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令我感慨。虽然尼克松在世时就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扔“石头”。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如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部电影反映那些苦难？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遍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弗罗斯特》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意图。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选自《民主的细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