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避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阙。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阙下宣读给董贤等。

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现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了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划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材料一：

俗称“芯片”行业的集成电路产业，其重要性可以用“工业粮食”来形容。专家介绍说，手机芯片对手机的研发制造非常重要，尤其现在手机的性能都是通过芯片的性能差别体现出来的。手机的“大脑中枢”、通信、多媒体、拍照等功能都要依靠底层的不同类型芯片来实现。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及大众消费市场，2017年，我国芯片进口额却高达2000多亿美元。目前国产手机大多采用国外公司研发生产的芯片，专利许可费过高导致对国产手机厂商利润影响较大。

手机芯片产业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很多芯片企业因资金缘故半途而废，转而通过购买国外的芯片知识产权加快投资回报，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我们对国外芯片技术的依赖程度。目前，国际上一流的手机厂商，基本都有自己的芯片，如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

拥有自己的芯片，成为摆脱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

材料二：

当前中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

（图片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面对“缺芯少核”这一国产手机行业多年的软肋，国产手机芯片制造正在尝试摆脱困境，已在不少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进入从无到有，初步站稳的阶段。

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开发出的100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已经在设计、工艺、性能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超过一半的华为手机使用海思芯片，并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

2016年2月，小米公司以“松果”品牌发布了首款自主研发的芯片“澎湃S1”，小米也成为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第4家拥有自主研发手机芯片的手机厂商。统计显示，2017年前5个月，国产智能手机国产芯片占比超过20%。

目前中兴通讯和华为在5G芯片技术方面突破较大。有消息显示，华为将在2018年推出面向规模商用的5G全套网络解决方案，到2019年，将会推出支持5G的芯片和智能手机。

在2017年年底举办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公布的“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华为开发的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70”登上榜首。据悉，这款华为在全球率先推出的人工智能手机芯片，大幅提升了手机在图像识别、语音交互、智能拍照等方面的能力，对全球手机人工智能计算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8日）

材料四：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颁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纲要》所制定的中国芯片产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移动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等重点领城集成电路设计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教育部在2016年联合其他部门发布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意见》，为解决芯片人才缺口奠定了教育培养制度基础。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能否抓住5G商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带来的机遇期，将成为中国手机芯片是否逆袭的关键。

（摘编自《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分析和展望》）

徐复：学林巨匠 教苑楷模

王华宝

徐复，1912年1月8日生于江苏武进，2006年7月24日逝于南京。在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南京师大在随园校区中大楼前设立其半身塑像。

我是1983年拜识徐复先生的，其机缘就是先生在南京师范学院始建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对于开设新的专业，学校有的领导颇为担心和犹豫，而年逾古稀的徐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的契机，以极大热情和大无畏精神，找学校、高教局领导协商，终于成功创办。如今，南师大古文献专业已发展成为特色品牌专业。

许多学生都记得，徐先生亲自授课，那是学校一景。校内外的好学之士，纷纷赶来，几代人共处一室。特别是先生的老学生吴金华、王继如教授等坐在第一排，还经常争着冲上讲台帮着擦黑板。

徐先生关心和帮助学生之事不胜枚举。记得，万久富、孙叶锋等人与我商量计划成立“扬州清学伐薪会”。我主动向徐先生汇报，先生大加鼓励，还专门抽出时间给我们做讲座。在老师的不断教导和持续关爱下，古文献专业首届20名学生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都一直坚守在传统学术这一领域。

徐先生还曾培养多名外国高级访问学者。在德国弗赖堡大学任教的冬玛轲曾受教于徐先生。最终，冬玛轲成为国际汉文字学专家，出版了德文版《说文解字手册》，这是第一部向瑞士及德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先生快慰地说：“我总算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西方做了些工作。”

“好事大家做”是徐先生的口头禅，他与同道一起创办学会，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学术成果等，共同推动了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

1981年5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徐先生当选为副会长。次年苏州召开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盛况空前。此后，由徐先生出面，组织了许慎、章太炎等著名学者的多次纪念活动，建立了一些永久性的纪念馆。

他曾热心作序百余篇，推动或直接资助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文化著作。如推动老友段熙仲教授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的出版等。

2002年11月2日，徐先生在女儿徐乃建和我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母校武进前黄中学。（其前身为“三近高小”，是先生之父徐晓卿在民国初年所创办）。先生亲见前黄中学今日之盛况，一路上不断回忆往事，心情舒畅。他对家世有着强烈的荣誉感，并讲述“三近”精神（好学、力行、知耻）之义。徐先生终生奉之，由此更可知家风的重要。

数十年来，徐先生笔耕不辍，自然留下了许多体现其专精与博大的传世之作。如《后读书杂志》《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论稿》《晚稿》《秦会要订补》，等等。徐先生说：“余之治学，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八字而已。”一个“而已”，道尽了学术的高境界和人生的真风流。

2016年7月24日，是先生仙逝十周年的忌日。最后选取一则南京大学的挽联作结，以表达学术界的心声——道述博大精深，堪称现代学林巨匠；胸怀光明磊落，不愧当今教苑楷模。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