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有日本，西有美国，都是动漫产业的大国。日本原有三大国宝，分别是茶道、艺伎、相扑，现在动漫已经被誉为第四项国宝。

根据三菱研究所的调查，日本有87％的人喜欢漫画，而拥有与漫画人物形象相关商品的占了84％。漫画界的殿堂级人物手冢治虫被称为“1亿人的手冢治虫”，日本漫画连载杂志的代表《周刊少年》在1995年创下653万本的最高销售纪录。这足以说明日本庞大的内需市场具有的能量。

2007年日本动漫产业销售额为4810亿日元，而2008年则为4483亿日元，这样的金额也让动漫成了日本出版业的龙头。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曾提出“酷日本”的口号，力图将日本的漫画、动画市场拓展到全球。从1990年代以后，日本动漫出版商更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仅建构了巨大的产业链，且将日本人的形象做了最好的国际宣传。日本成了动漫输出大国，全球不少国家播放的动漫片，有很大的比例来自日本。

一年绘制十册漫画单行本的漫画家，仅仅在发行版税方面，就有2．8亿日元的年收入。这让中国的漫画家望尘莫及，也是日本的精英竞相投入动漫产业的原因。但新人要得到认同很不容易，通常要拿着自己作品到处拜访出版社，或是投稿各种甄选比赛。

可是一旦作品受欢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则告别勉强糊口的阶段了。多数的日本漫画家在正式出道前，多半从名漫画家助手开始做起，除了学习画漫画的必需技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实地见习漫画家孕育作品的过程，包括灵感收集、角色设定、构思分镜等。近来漫画家借由和电视电影业界的合作，增加了漫画作品的能见度。十年间阅读漫画的人数更是增长了5倍之多。

日本、印度茶业虽然在制度的构建主体、组织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但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实现全体茶业参与者的利益均衡而非仅仅一部分茶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构建有利于整个茶业发展的有效秩序，即他们的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组织制度体系，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反观中国情形，正如1891年湖北盐茶牙厘局针对华茶为何衰落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华茶在生产、收集以及加工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资金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体制的松散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而且还由于茶叶运抵汉口出售之前要换好几手，层层加码使其价格抬升，其标价就比其竞争对手高得多。总之，数百年来在国内贸易中运行得很好的由收集代理人与中间人组成的精致的网络，一旦面对新的体制外竞争形势，却被证明是笨拙的、无能为力的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构建印度、日本等国有效的茶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也不可能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具体的规则，同时由于单个企业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交易规则的构建主体由谁来承担？杜恂诚教授认为：“商会和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市场操作层面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秩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角放大到中外贸易领域，市场制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商会和同业公会肩负其责，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洋商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构建的制度对利益各方有着怎样的“好处”，以及对经济有着怎样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面和其他行业，国家被排除在制定规范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就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茶业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加之贸易不能直营，故在争夺茶叶贸易主导权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进行了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中国原有的贸易网络与洋行进行了自然的结合。在制度构建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居于市场支配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在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条件下，他们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这样，他们构建了另外几大产茶国都没有的组织、制度框架，这些是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根本保障。

（摘编自张跃《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