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具有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宋代鼓励商人出海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印度洋沿海带动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

宋元南海贸易体系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梦粱录》记载，海商船舶大者五千料，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元代海船与宋朝相去不远，二千料船载重约120吨，五千料约300吨。而当时东南亚商船只是载重4吨至40吨不等的帆船。宋元还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

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亚洲海域的南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简 单

那天，我把父亲珍爱的水晶打火机摔碎了。我只是想抽出下面的报纸而已，它却将一副粉身碎骨的惨相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只能躲进房间，不敢面对自己的闪失。

直到晚饭时，我瞥见餐桌边的那摊碎片，汽油已经挥发了，只留下淡淡的渍迹。父亲只字不提，那原本十分精致的打火机就躺在他的脚边。我却愈发不敢抬头看他，更不敢低头面对我的闪失。于是，我匆忙结束晚饭，逃回房间﹣﹣坐在写字台边，这个时段的数学在昏黄的灯光下更显复杂。我只想快点熬过这两天，也许到了下个主题我就会茅塞顿开。其后，我的思绪犹如洗衣机的滚筒，反复闪现：也许该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让母亲帮我说说情，或者让德高望重的外婆出出面……总之，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是复杂，我开始迷糊了。

第二天，我走出房间，那摊碎片仍旧陈列在我的面前。它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博物馆，其中的每一片都仿佛在提醒我：是我把它打碎的。

我从家里逃出来，自行车的右刹坏了，后轮也发出奇怪的响声。不知是右刹影响了后轮，还是后轮出了问题。简单的自行车在我面前复杂得让我一窍不通。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我的习惯：右刹坏了，就用左刹。对于生活的机器，就像对待这辆自行车，它什么地方坏了，我就尽量避免使用那一部分。我似乎从未想过，如果有一天它所有地方都出了问题，那么修理一辆濒临报废的自行车要比现在处理来得更为复杂。

不出所料，晚上回到家里，那摊碎片仍在我的视野中。父亲坚持只字不提，这令事态几近陷入僵局。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降临，它不是一下子把一座泰山放到我的手中，而是每天往我的身体上加一块砖。我感觉自己背对生活的沟壑，而面前是险峻的峡谷。

早上出门，邻居再次邀请我为她上小学的女儿补习汉语拼音。上次她说完这件事以后，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回忆声母和韵母是怎么回事﹣﹣但事实告诉我，我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如何回绝那样一张真诚的笑脸，也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知道如果说实话，她不会相信上了十几年学的大学生竟然不懂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她会以为我是个不乐于助人的邻居。于是，我开始远远地躲着她。

这样的生活实在太累了，我已经快要变成一只东躲西藏的蟑螂。

……我躲不掉父亲，躲不掉邻居，躲不掉我自己的生活。

晚上，我回到家里，郑重地对父亲说：“那只打火机是我打碎的。”父亲沉默片刻，起身去拿笤帚，脸上带着笑容。事情的解决就这么简单，生活的豁然开朗让我欣喜无比。

大概而言，世间万事不是因为它复杂，才让人难以解决；而是因为逃避，因为不敢面对，不敢解决，它才变得复杂。

直面生活，一切都会变得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