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愈为镜

从维熙

①中国民俗谚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泉则秀。这儿的山上无仙，江中亦无流泉戏水，但是地处潮州境内的韩山、韩江，却名贯广东大地，成为大海之滨一道奇异的人文风景。何故？只因为唐代文人韩愈被贬官离开长安后，曾在这儿当了不足一年时间的地方小官。他似乎比“仙”和“泉”更具有震撼和感召力量，使原本为他姓的山和水，后人将其统统改为韩姓：山易名为韩山，水易名为韩江。笔者应邀去潮州一所大学讲演时，在校园门前看见学校的门楣上，也刻着韩山师范学院的字样。一个唐代的文人，在贬官后的失意之时，居然用生命写下使江河易色的杰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其本身还是一首千古绝唱。因而我在潮州驻足的时日，留给我的不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怀古的咏叹，还从韩愈的曲线人生经历中，似乎找到一面为文为官之道的明镜。

②昔读《昌黎先生集》时，知道韩愈是河南河阳县人，号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诗文磅礴隽永而名扬天下。此外，史书记载他还是一位正统儒理学家。因其一贯以孔孟之道，反对佛门道院之玄学，在唐宪宗十四年（公元819年），他担任监察御史官爵时，因上书皇权阻谏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去奉迎一块佛骨，而被贬官到粤海之边的潮州刺史的。笔者昔日曾读过他在被贬官的路上，马过秦岭时留下的诗句。此诗，是写给前来为他送行的他侄子的。其字里行间，除了透骨的悲凉之外，还咏叹地预言，他的一把老骨将埋葬于他出使的潮州瘴江。记得，我年轻时读此诗文时，心中曾充满了对韩愈的同情：韩文公何罪之有？不就是敢于批评皇帝吗，一纸谏文就遭发配潮州之噩运，不知他是否真的埋骨于潮州之畔的瘴江？直到此次潮州之行，才让我对韩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被贬官到潮州的韩愈，不仅没有葬骨于粤东的瘴江，说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他在此为官的时日，这儿的江河易色，竟然统统改为韩姓，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震撼。

③纵观古代文人，被贬官者多多，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官和流放的历史。仅以唐代为例，文人中的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元稹……但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却有着千差万别——可以这么说，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足迹，能与韩愈的生命旅痕媲美。这些文人雅士，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多表现得心灰意冷，在自舔伤口中，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而韩愈与众不同，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也曾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自怜诗章；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④笔者沿韩江而行时，江边有一座古亭映入眼帘。停车仔细观看，见亭内有一石碑，碑下压着一条鳄鱼石雕。当地友人为我解疑说，这是后人为纪念韩愈带领当地百姓的驱鳄之举，而建立起的功德亭。韩愈初到潮州上任之日，正是潮汕江河鳄鱼成灾之时，当时此地的黎民百姓，因为继承了远古的迷信传说，认知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到鳄鱼成灾时，都向江里投下屠杀了的牛羊猪狗等生灵，以求平安。韩愈一向尊重孔孟正统儒理之道，反对神鬼的玄学之说，便不顾疲劳地日夜游说于江水之边，宣扬除鳄才是自我拯救之良策。潮州自古为客家族人之领地，其族人把信奉神灵视为灵魂之全部，因而驱鳄之举步维艰。但生性执着的韩愈，一直不改初衷，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了善果，不仅将为害一方的鳄鱼驱之于海，让潮州百姓从“江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以驱鳄为兴修水利机遇，打开引水浇灌之门，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五谷丰登的年华。因而，后人一直垂念其德政，在江边立起这个临江亭和亭内的功德碑。其影响之大穿越了时空，直到明朝嘉庆年间（1537年），礼部右谏沈伯咸，还特意在韩山写下了“功不在禹下”的碑文，以示对贬官到潮州后韩愈德政的崇敬。此为韩愈在粤东的肖像之一。

⑤尽管大唐时期，还属于帝王世袭的封建社会，但在唐律中已有不许“纳良为奴”的律条。但当时的粤东岭南，处于大唐版图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韩愈贬官到此地时，该地盛行贩卖人口之恶习，地方志中留有“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的记载。用白话文解析，就是在饥荒之地，有钱人家能收贫穷人的全家为奴。韩愈到了潮州之后，以大刀阔斧之气势，更改这地区的千古陋习。此举比驱鳄更为艰难，因为鳄鱼是没有思想的低级动物；而脖子上顶着脑袋的人，无论是贩奴买方和卖方，都是有思维的活人。韩愈为此付出了比驱鳄之举更为艰辛的努力，一扫沉积于粤东的千年恶习。韩愈早有铭言喻世：“业精于勤荒于嬉。”他就是用这种不知疲惫的执着精神，而完成他解放奴隶的壮举的。据地方史料记载，韩愈此举开花结果后，曾有贫苦奴民称他为粤东岭南的“韩青天”。笔者翻阅过始自远古的人文资料，一个仕途败落的文人，能不顾自我伤痛而把疾苦黎民之痛苦放于其上，并拿出全部精力为其解痛者，华夏大地唯韩文公一人也！这是韩愈被贬官到潮州后的肖像之二。

⑥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是韩愈在八个月内的政绩。不知是他的时运不济？还是唐宪宗余怒未消？也许是二者兼有之故吧，他在潮州为官八个月之后，又被贬官到袁州当“芝麻绿豆官”去了。因而，当笔者登上韩山上巍峨的韩公祠时，不禁百感丛生：天下浪漫文人，多如天上繁星；天下无文采而缚于理性牢笼中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将高度理性和超人文采集于一身者，可谓寥寥无几，而韩愈两者兼备，犹如平地上的高山。以文而论，文史学家评说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以理而说，他是个敢作敢为、荣辱不惊、视庶民百姓为父母的清官。该怎么形容才准确呢，他堪称中华民族官吏史上的一个奇人，又是人文星空中的一轮皓月！

⑦后人为了纪念他为文为人之德，在韩山绿色环抱中，为他修建了雄伟的纪念祠堂。据知，前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是从不到处随便题辞的，但他却在韩愈祠宇的石牌楼上，亲笔写下了“韩文公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沿石阶攀登约百余米，即韩文公祠宇中的主殿，韩愈雕像之上悬挂着“百代文宗”的牌匾，两个古代侍卫模样的泥塑，站在韩愈两旁陪伴着他的英魂。沿山而上的长廊两侧，皆为唐代之后官人和文人对他的评说，始自宋代苏轼，一直伸延到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笔者统计了一下，总共四十块碑文，碑文以各种书体刻下对这位“百代文宗”的盛誉。至于潮州的本土人士，更是以韩愈曾在此地驻足为荣。与我一同登山的当地文联友人对我说：

⑧“千古中的文人至圣，从长安被贬到我们这儿来，成了我们这方水土至高无上的荣誉。”

⑨我说：“愿华夏大地的文人，能有韩文公敢言、敢行的文人风骨；愿那些文以进仕者，都能以韩愈为镜，照一照自己的形神！”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材料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在培养人才、创新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也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虽然今天的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

（选自《让传统书院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有删改）

材料二：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石鼓书院地处湘江、蒸水、耒水交汇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它曾声名远播，名嗓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自唐代以来，衡州地区先后建了石鼓书院、船山书院等69所书院。据衡阳市文物局局长吴建波介绍，为了进一步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衡阳市把古书院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编制了《衡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书院文化纳入系统性保护工程。在加大修缮保护古书院的力度的基础上，衡阳市还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将古书院作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研学、表演、祭祀等活动。

（选自《古老书院正在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有删改）

材料三：

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1500多种，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选自《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有删改）

材料四：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出现了网络书院。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给我们灿烂的未来。

（选自《书院，中国人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有删改）

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禹之后，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侯分封、王位世袭。即便是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的。天子只管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并不直接管诸侯内部的事务，诸侯内部的事务直接由被分封的诸侯管理。这种情形构成了中国分封制度下的“家天下”。

“家天下”意义上的“天下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家天下”虽然是种古代政治设计，但并非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而是一种布德于民的政治运作方式。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因为尧贤能，即便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后，尧也总是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莱作汤。尧也成为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舜因孝而名扬于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被尧看重并禅位于舜。自古以来，舜也就成为中国孝文化的代表。禹也是首先因为在治水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而最终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禹可以说是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天下主义”是文化对政治的塑造，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文化的政治。

其次，“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最初是以血脉为纽带形成的。例如，禹开始实行世袭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禹之前的尧舜时期，禅让制虽说是选贤任能，但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在黄帝血脉之中传递。这并不奇怪，因为，古代更确切地说是古代族群——没有具体的物质效忠对象，只有一个精神上的效忠对象。如果一个古代民族对某一物体顶礼膜拜，如古代羌族把河中的白色石头作为圣物供奉于堂上，他们并不是效忠于一块河石，而是赋予了这块石头以特殊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他们效忠的是一种精神。而血脉在远古时期最能够体现族群的精神。后来，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道德、习俗、伦理等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秩序，所谓周人“承受天命，创建秩序”，并用道德观念来解释周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乐体系。不过，血脉仍被得到重视，所有分封的诸王，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子弟。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王。

其三，“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是一种“分”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聚”的文化。通过分封，周的权力是分散了，但其文化得以传播于“天下”；虽然权力分散，但周“天下”中的一切诸侯必须要经过周天子才能“上通天命”“上达天听”。由此可见，周是文化上的统一，周“天下”是一种文化秩序，而不是一种权力秩序。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周代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一个统治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这个上层的文化同构性。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内城邑的居民，却还真是认同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统。”

（摘编自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