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新传(节选)

陈祖美

尽管李清照“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又恰恰处在朝政腐败、社会动乱、四郊多垒、民不聊生的时代，但是作为一位上层妇女，她不可能为国为民建立其他功业，而凡是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做到的，她都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奉献。她的睿智和赤诚，在毫无功利目的的情况下，全部倾注于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和著述。令人遗憾的是，她原来卷帙富赡的文集多已散佚，留存至今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真实可靠和较可靠的作品只有词五十来首，诗歌十五六首和少量的断句，文六七篇。

然而，作家贡献和影响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数量的多寡。李清照正是以她虽少却好的作品奠定了词坛大家的地位。人们将其列入“词家三李”之一，并有“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的说法，仿佛除了李白和李煜没有第三个人能与她相提并论。“清照的《漱玉词》，每一首都是冰莹玉润，令人把玩不忍释手。有人说她的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比喻是很确切的。”“李清照是北宋末年最伟大的词人；她是乐府词坛最有力的健将，乐府词的发展，至她始达于最高的造诣与成功。她的词把她抬到文学史上最金贵的一个地位，她的词不仅具有谐协的声律、美妙的字句，完成了词的形体美；而且能不露痕迹，自然地把她的意境情感在词里尽量表现出来。乐府词至李清照，其技巧与运用，可谓尽善尽美了。清照的词是最能够表现女性的优美的情调的。以前一切男性词人所代写的‘闺情’，所代写的‘妇人语’，放在清照面前，都要黯然失色。她没有一首词不是精金粹玉之作，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的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公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李清照词，其独到处，在既经音律锤炼之后，犹能出之以自然。此为前辈作家所未历之境。故李氏尝品题北宋词家及其制作，无一完善之评。”“她的词虽存四五十阕，然其天才之卓异，亦足震烁词坛，使人惊赏不止。她对于前辈作家，多致其不满之意，可见她当年眼界之高，几乎无一理想的作家，足供她的模型了。她的词最能表现出女性的美来，其幽媚婉柔流畅，机杼天成，非时辈所能企及。”“易安词在有宋诸名家中，自有其精神面目。晏殊之和婉，欧阳修之深美，张先之幽隽，柳永之绵博，苏轼之超旷，秦观之凄迷，晏几道之高秀，贺铸之瑰丽，举不足以限之。大抵于芬馨之中，有神骏之致，适以表现其胸怀襟韵，而早期灵秀，晚岁沉健，则又因年因境而异。而其善于铸寻常言语，善用成语，善用叠字至十四字之多，皆足以见其开辟之才也。”

以上是对李清照词的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评语，对其诗文成就及社会价值和地位的评价，则可以下述诸家评语为代表：“(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称首，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李易安)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文叔之女)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也。”“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潜、杜甫并垂不朽了。她不仅在女性里面是第一大作家，她的文名与作品，已经与世界永存了。”“李易安固不仅为妇女中之能文杰出者，即在各时代的诗人中，她所占的地位也不能在陶潜、李、杜及欧阳修、苏轼之下。”“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今所传的诗词不过寥寥数十首而已。”“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史上，李清照可以说是女诗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埋没了无数有才能的妇女。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重视李清照这样的作家。她的杰出的成就是我国封建社会妇女的才能不可磨灭的标志。”“历史上有名的女性，便单就中国而论，如像卓文君，如像蔡文姬，如像武则天，如像李清照，她们的才力也并不亚于男人，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人，乃至成为男性以上的人，就因为她们是不肯服从男性中心道德的叛逆的女性。”

(选自陈祖美《李清照新传》，有删节)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

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察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监察区，设刺史负监察之任。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权力很大。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职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风闻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监察官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文化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投资与消费不能顾此失彼

唐玮婕

复旦大学日前举行的第五届“转型与经济发展”国际双年会上，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等一批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转型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莫里斯认为，目前中国应尽可能地刺激消费增长，但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两者双管齐下，中国经济未来几年依然可以维持GDP年均8%左右的增速。

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悄然出现了四个重要的拐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教授指出，在2007年至2008年，包括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占比、出口对于GDP贡献在内的三大指标都已经达到峰值，开始往下走。与此同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根据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来预测，到2016年、2017年，也将迎来“分水岭”。“这四大拐点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变化。”她说。莫里斯指出，投资和消费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当投资的回报率足够高时，没有理由一定要去减少投资。消费也不是想刺激就能随时刺激起来的，应该尽可能在合理范围内拉动消费。”他表示，只要不过于莽撞，在控制不良贷款方面更为审慎一些，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还有巨大的调整空间，必须要关注资本的回报率，“长期来看，中国确实还需要基础建设，使城市更适宜居住，这些都离不开投资。过度强调消费可能会成为误导。”中国社科院汪同三教授也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角力不能完全偏向一方，“光想着拉动消费，忘记投资，很可能顾此失彼。”

在与会的诸多专家看来，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改革和创新。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想要尽可能地拉动消费，背后的关键问题其实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李善同表示，目前来看，中国工业化的潜力已经不大，但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至少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城镇化应该是改革的抓手，而并非指标。想要通过城镇化实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推动很多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等。”

（2013年9月《文汇报》）

民族音乐的遗传基因

刘正维

遗传基因将人类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属性、民族属性、地方属性和家族属性以及家庭属性等。音乐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人们一定的审美意识，也必然具有民族属性、地方属性与家族属性。这种属性世代相传，形成了传统音乐发展中体现“家族”亲缘关系的遗传基因，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

音乐的遗传基因是由一些属于形态学方面的基本组件组成的。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不同组件的不同组合，形成各式各样不同特征与功能的音乐作品，表现出不同的遗传基因，这些遗传基因具有可辨的传承性——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传统音乐中，遗传基因还形成地理性的板块分布——地方属性。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的民族民间音乐，既具有不同的民族性遗传基因，又有南方、北方，东部、中部与西部等各不相同的地方性遗传基因。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创造的中国音乐始终没有改变它的东方的民族属性，没有成为任何别的民族音乐的附庸；在广东省不可能形成陕北黄土高原上粗犷、奔放甚至孤独、压抑的《赶牲灵》，在北方草原上也形成不了江南委婉、流畅甚至细腻、甜美的《天涯歌女》。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与掌握某种音乐的特征，辨别某种音乐特征的民族性、地方性，创作某种自己想象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往往凭感性与冲动。是的，没有这些方面，就没有好的音乐创作。但仅凭这些是不够的。这里除了有一个音乐感性认识与理论充实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对于音乐遗传基因的把握问题。比如《好汉歌》就如实地反映了豫东、山东民间音乐的地方性的遗传基因，因此是成功的。而用羽调式音乐描写汉武帝征服匈奴的历史，就有些不好理解。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汉族音乐普遍是徵调式，羽调式多在兄弟民族地区；这两种调式甚至反映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性。在汉武帝时代，羽调式音乐是不是汉族音乐的代表性调式？据今所知，羽调式音乐是在汉唐时期，特别是盛唐时期，蒙古乐、西域乐、印度乐相继传入中国以后，才在文人中逐渐传开，并反映到宋人词调中，后又影响到南北曲、高腔、昆曲和有些地方的民歌中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现汉武帝征服匈奴的音乐用什么调式更为合适，应该是好回答的问题。

“五态、四径、三线”就是认识与把握音乐遗传基因的具有不同内容与不同含义的三方面概念。“五态”是音乐遗传基因形成的客观条件，包括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四径”则是认识遗传基因本身的主观组件的途径，包括旋律线、音阶调式、节奏腔式、基本结构。“三线”是音乐遗传基因的板块分布，分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的西北与东北两大板块以及汉族与兄弟民族两大板块。弄清楚音乐的遗传基因，就可大体上把握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诸多情况。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