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广西食药监局消息，2017年9月，广西食药监局共抽检27类4686批次食品样品，合格率为96．56%，不合格样品161批次。不合格的11类食品信息见下表。

（摘编自2017年10月10日健康网，有删节）

材料二：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绿色安全”成为人们对食品的普遍追求。为此，中国政府近年来严格管控化学农药使用，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及环境污问题。

2015年，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实施，提出加快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动替代产品的研发和运用，鼓励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一场食品安全“保卫战”已悄然打响。从2015年开始，农业部组织开展“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加快推进农药减量增效进程。同时，农业部要求加快生物农药推广应用步伐。据农业部最新消息，中国已登记生农药有效成分102个、产品3500多个，分别占农药登记的16％和10％，每年仍以4％左右的速度递增。据统计，中国生物农药年产量达到迁30万，约占农药产量的8％。生物农药防治覆盖率近10％。

（摘编自2018年1月30日《甘肃日报》，有删节）

材料三：

兰州交通大学天然药物开发研究所教授沈彤认为，相较于化学农药，生物农药的治病杀虫及营养能力已得到基层农技推广专家及部分种植户的认可。中国是农业大国，生物农药的推广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更要看重它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利益和长远的潜在价值。

“60亩的枸杞，用化学农药，保守估计一年得打6至7次，有时杀不死虫卵，还得多打几次，得2万多元，还不算人工成本，用生物农药，一年只需打4次，花费不到2万元，而且产量相对提高了10％，对比下来，使用生物农药优势更显著。”甘肃省玉门市一家枸杞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说。

（摘编自2018年1月22日新华网，有删节）

材料四：

调查发现，多数农民对生物农药的优点和用法不太了解，加之价格较高，尽管从长远看对农民十分有益，但考虑到成本问题，大多数农民还是愿意使用化学农药。农民最关心的是农药的即时效果，而有些生物农药往往要两三天才能见效，而且使用技术要求高。我国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覆盖面远远不够，即使农民花高价应用了较安全的生物农药，但他们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往往并不能得到消费者认同，显示不出价格优势。再加上生物农药不好保存，经销商不愿经销等，严重影响了生物农药的推广。

（摘编自百度文库，有删节）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画中的美学趣味也在变化。从北宋前期经后期过渡到南宋，“无我之境”便逐渐在向“有我之境”迁移变异，这与占画坛统治地位的院体画派的作风有重要关系。以愉悦帝王为目的，甚至皇帝也亲自参加创作的北宋宫廷画院，把追求细节的忠实写实’发展到了顶峰，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院体画的重要审美标准。于是，柔细纤纤的工笔花鸟很自然地成了这一标准的最好体现和独步一时的艺坛冠冕。尽管已开始有与此相对抗的所谓文人墨戏，但整个说来，上行下效，从院内到院外，追求细节真实日益成为画坛的重要趋向。

与细节真实并行而更值得重视的院体画的另一审美趣味，是对诗意的极力提倡。虽然以诗情入画并非由此开始．但作为一种高级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的自觉提倡，并日益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学标准，都要从这里算起。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为中国山水画的自觉要求。但院体画不是从现实生活中而主要是从书面诗词中去寻求诗意，这是一种虽优雅却纤细的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到南宋院体画中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从而创造了与北宋前期山水画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意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画家马远、夏硅以及其他人的许多小品，这一特色便极鲜明。它们大都是在颇为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某一特定的诗情画意来。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与北宋前期那种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致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再是北宋那种气势雄浑邈远的客观山水。南宋山水画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引向更为确定的方向，引向更为明确的观念或主题，这就是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二种艺术意境。

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因为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诗意的追求和情感的抒发，尽管比北宋山水已远为自觉和突出，但基本仍从属于对自然景色的真实再现这一前提之下，所以，它处在“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行程之中，是厚重的院体画而决非意气的文人画，基本仍应属“无我之境”。而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三种艺术意境——“有我之境”，则要由元代文人画来确立。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