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代社会网络时代的高点上，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是在谈什么呢？

有人说“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谈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可以说道尽了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来说也好，对文化来说也好，它们不过是世世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是一种生活方式。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在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是在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

说到中华文化的玄妙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曲”。昆曲一向以“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的艺术品位著称，被看做是精妙高雅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戏剧艺术形式，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品位，本身就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曾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大胆创新，并将时尚作为演出的美学标准之一，力求贴近当代人的日常审美生活，创作了美到极致的画面和舞美，让一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名剧具有了符合今天审美趣味的时尚色彩，在演出时，人们感叹“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黯然神伤……”昆曲表演中的水袖柔婉、昆腔曼妙，可谓是对这种“玄妙”美的最好解释，“罕有其匹”。

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走自己的路，处处坚持自身特色，但如果要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潮，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求新求异，从文化样式上、审美趣味上体现时代精神。

故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故宫推出的一系列“萌系”文创产品迅速蹿红，比如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建筑彩绘“秘密皇宫”与“戒急用忍”等，“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微信小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有600年历史的故宫这一古老IP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一系列文化创意之举，改变了文物仿制品素来古典、肃穆但缺少新鲜生命力的形象，切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和赞扬。正是这种随着时代生活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个性超拔的努力，让古老的故宫走入当代生活，融入时代的文化之中。

这些年来，我们正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和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割裂传统文化，有的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浅薄和轻浮的解构和颠覆，更有甚者，干脆采取一种商业化的态度，消费传统文化……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本就该是亘古常新的，这是其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的秘诀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更深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内化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最好的传承之道。这也印证了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所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当代人应当谨慎地使自己的前进步伐不发生偏差，而不是轻蔑前人积累下来的庞大的精神遗产。文化是既向后看也向前看，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性包含着历史性，这体现了双重意义：它既有高于历史的力量，又依赖于历史；它既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一个民族不能与历史、与传统割裂开来，我们需要进行好传统和现代的对接，这是时间给予我们的机会，也是历史要求我们担起的责任。

（节选自《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我们是在谈什么》）

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林贤治

①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    的方面，也有     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②因为志在启蒙，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吃与被吃，各种各样的吃。鲁迅把世界截然分为上下两大层面，在小说中，虽然也着意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却更多地倾注了内心的悲悯，描述底层的不幸、那许许多多人们的被吃的情形，有学者统计说，《呐喊》、《 》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夏济安对鲁迅小说里的黑暗面有特别深的认识，他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致在死亡完全抓攫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死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一个恐怖的、悲惨的、荒谬的世界何以能够长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国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此，鲁迅的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当时作者本人未必便有答案，惟是留下艰难摸索的印迹，作为暗示读者的记号而已。

③我们看到，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若干个线头，可以由读者把它们同其余各篇的线头任意接续到一起。于是，诸如生存权利、权力资源、权威关系、集体行为、规范与行动、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同一性与异化等等，都落入到一张无限展开的闪烁不定的罗网里，无论从哪一个端点出发，都会找到最深远的根据；也无论沿着哪一条线路追索，同样会发现为周围的异已力量所牵掣的个体。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形而同构的。所谓同构，并非是故事结构的雷同，而是通过苦难的叠加、主题的重复，强调存在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性，使得同一个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进行，并且经受同样的震荡。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不能不重视一个病态社会的精神状况，在他那里，有两个中心意象：一个是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是属于“荒原”的。不同于封闭和压迫，荒原感是敞开的，弥漫的、延绵的，人坠入其中而无可措手，其实这也是一种深渊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普遍的痛苦、恐怖和焦虑的一般的表现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往往把这些异常强烈的尖锐的悲剧情感，化为一种寂寞感呈现出来。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伟大之处，还不只在于抚慰寂寞的灵魂，当众多的个体组成“孤独的人群”时，鲁迅又把寂寞的消级的方面放大了给我们看——它是如何易于导致主体感的丧失，自由意志、热情和力量的消解，这就是看客形象系列的创造。看客的形象是混沌的形象，在庄子寓言里，凿窍而混沌死。但是，中国社会往往缺乏手持斧凿的精神战士。这是可怕的。

⑤文学是经验的产物。作家无论如何夸大想象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字都带着自传的性质。鲁迅的小说，所写大抵是个人经历和见闻，即便如《 》，均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史籍，而许多人物，也都是他所熟悉的，是穿戴了古衣冠的现代人，他无须编造离奇的情节，只须在记忆中选择日常性的材料，深入发掘其中的意义，然后把这些富含意义的材料加以改造，或由此生发开去。他喜欢使用“拼凑”的方法，理论家叫作“典型化”，而且把它划归到写实主义的名下，未免过于狭窄。他使用这一方法，其实是出于主题的需要。他要求集中。个人的生活印象因集中而变得尖锐、鲜明和特异起来，思想与美，就在这惊异中产生。

（节选自《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有删节）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二者分别用“依”和“以”，用语准确，不能换位。历史上，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但其本质是依德治国。依德治国要求性善，儒家倡导性善，但这只是一种贯彻自己学说的立论而已。因此，我们不能依德治国。依法治国也不能换成以法治国。如果以法治国，法就可能蜕变为统治工具，统治者自己则置身法外；依法治国，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封建社会有丰富的法律文化和诸多法律，如秦律、汉律、唐律等，可以取其精华，加以借鉴，但封建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为其法律只是用来统治老百姓的。

道德与法律是有界限的。道德重在化民、教民，有道德的人会自觉遵法守法。个人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做违法的事，但有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并不违法。法律要论迹，提供犯罪事实；道德要论心，提倡慎独慎微。我们应当用道德教化民众，用法律厘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治理好国家和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要求往往高于法律规定。比如，法律没有规定不孝敬父母是犯罪，但子女不赡养父母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孝不只是赡养和义务，而且是敬，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只依法交赡养费而不敬爱，不能算孝。正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我们不能用法律条款反对道德教化，也不能用道德观念绑架法律。就社会功能而言，法律主要是事后处理或惩罚，而道德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可以说，道德是一种自觉行为，甚至是一种勇气。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行为都是道义力量使然，而不是法律条款的规定。

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大正能量。道德角度说我们提倡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属于道德范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相反，如果将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则是有害的，其实质往往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

道德规范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相反，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摘编自陈先达《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不轻言转行或跨界

在中国影视产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创作风气也逐渐滋生成长起来，所生产出来的影视作品泥沙俱下，既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也不乏偷工减料、广受诟病的质量低劣之作。如何将工匠精神融入影视创作实践中去，从而使国产影视剧与观众建立起更加稳固且充满信任的关系，成为影视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工匠精神乃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为产品的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对与其工作相关的某一方面专业品质的不懈追求与顽强坚守。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在向社会创造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过程中会以一种高度专注、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术或服务能力，使之精益求精、臻于完美。一个具备工匠精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工作时，不会左顾右盼、朝秦暮楚，总是幻想找到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哪怕只是一件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也会将毕生的志趣和难以想象的精力贯注其中，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日复一日地将之做到极致。具体到影视创作领域，工匠精神首先体现为从业者有长期甚至终生心无旁骛地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无怨无悔的志趣。这意味着，无论从事影视生产的哪个行当，他们都不能受一时的利益诱惑就轻言转行跨界，而是始终专注于自己的本位工作，立足于专属于自己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位置上，为影视艺术提供丰厚而独特的养分。

影视市场的高热不退带动作品的产量激增，也将人才短缺这一棘手难题推上了台面：编剧、摄影等高端专业人才难觅，因为好多人转行去当了导演，甚至自组公司拍起了电影；与此同时，一些圈外人士眼见影视产业有利可图，遂凭借自己的“圈粉”能力跨界“触电”，摇身一变成为了导演或制片人，搭班子拍起影视剧，这进一步加剧了非导演类行家里手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于是，大批缺乏经验的新人仓促上阵。由于缺乏训练与积淀，其作品大多艺术水准低下。结果，一些好不容易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创作技艺与经验无法传承下去，使创作无法形成有效的积累和生长。

健康的行业环境不仅需要频频走上红毯、亮相于人前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也需要专业的编剧、摄影师等“幕后英雄”，还需要资深的副导演、选角导演、预告片导演、场记等各怀绝技且安守本分的“高级技师”。唯有如此，作品的专业品质才能从整体上稳中有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起良性的制度，公正合理地分配“象征资本”，让所有为作品生产作出贡献的成员获得应有的地位和与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回报，使其即使处在幕后，也不会感觉被冷落。当然，笔者如此立论，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转行或跨界。而是想强调，转行跨界必须源于志趣的改变而非利益的驱动，且转行跨界后还需放低姿态，随着经验的积累循序渐进，不可妄想一步登天，不费吹灰之力、仅凭人气就从这个行业的大咖一跃成为另一个行业的新秀。否则，很容易造成行业秩序的混乱，长此以往对中国影视业的艺术根基造成侵蚀。

（选自宫浩宇《影视创作呼唤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