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艺术

童庆炳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尚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 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来，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

汉字有三千多年的可考历史，汉文采用竖排格式从右向左行文，也就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汉文这种竖排而左行的传统格式与中国古代以竹简为书籍材料的因素直接有关。

现在来溯推汉文形成传统的竖排格式的历史因素时，不妨认为，最初在竹简上行文，横排和竖排的格式可能都有人尝试过。但是，将多根的竹简编连成册，拿在手上阅读时，则竖排的格式比横排阅读拿握起来方便一些。古代在往简册上书写文字时，也是竖排格式书写方便。先秦时代的人席地而坐，在这种称为跽坐的姿态下为了调整人与书案几之间的距离和方位以便书写，可以“移坐就案”，也采用“移案就人”。为此，案几一类家具都做得比较轻便，并且是左右方向尺寸大而远近方向尺寸小的长条形，便于跽坐时的搬动和调整。顺着案几的长方向摊开简册写字，对于书写者来说，这就是竖排书写的行文格式；如果在这种案几上横行书写，则简册要在案几的窄方向上横跨案几面，和写字行邻近的上下文简行可以展在案几面上的数量较少，待写字的空白编简要垂落在案几的近端，落在跽坐者的腿上，长篇大册的书写，这种情况尤甚。在案几上阅读简册，情况和书写一样。至于汉文竖行从右向左排列的格式，则与古代先民尚右的观念有关。出土的秦新郪虎符铭文有“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秦阳陵虎符铭：“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竹简上的古代书籍，以篇作为文章的单位，并以册作为同时编连在一起的竹简集合的单位，这是中国书籍装帧的最早形制——简册制。帛书的出现，又形成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另一种装帧形制——卷轴制——把帛书卷到一段硬质的芯轴上，以卷作为书籍的单位。纸质书籍的初期仍照用帛书的卷轴形制，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书是逐版地印成单页，再装订成册，这种工艺促成了书籍采用册页式的装帧形制，册页形制的书籍沿用直到今天。

从汉文的行文格式和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制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到，每当新的文字记录载体材料（如帛相对于竹木，纸相对于竹帛）或工艺（如印刷）投入实用，首先是按传统的习惯形式去应用，只有在传统方式与新的材料或工艺发生了矛盾，才会突破传统去发展新的形式。由帛书的卷轴相异于竹木简册是如此，纸册页代替纸卷轴也是如此。然而纸质材料和印刷工艺与汉文行文传统的竖排格式之间并不矛盾，竖排和向左行的格式一直延用到近现代，不过在竖排格式不便表示近代科学技术符号、术语、数学式的矛盾下，最终突破了传统，产生出汉文横排并且下行的新制式。传统具有无形的、巨大的历史惯性。

（节选自《竹简对中国传统书籍形制的影响》）

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美学思想

张 轶

我国素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服饰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及思想文化底蕴。我国传统服饰经过历代的积累和交融，不断丰富和发展，融合不同时期人们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系统。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在世界服装文化舞台大放异彩。而传统服饰文化的美学思想，正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的着装心理、趣味爱好和审美风尚。

标示突出的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特征。服饰依赖于人的形体，但我国传统社会推崇伦理道德，制定有彰明礼法的服饰礼仪制度，这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核心特征。服饰不仅关系到个人身份和地位，也成为社会治乱的标志。凡按照社会伦理规范的着装就是美的，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着装就是丑的。以社会伦理色彩来决定服饰美丑标准，奠定了古代服饰美学的社会基础，以善恶为美丑的道德基础。祭祀有祭服，上朝有朝服，婚事有礼服，葬仪有丧服。服饰成为身份地位、行业职业、行为道德、年龄性别的标示。不仅彰显了社会伦理道德对服饰的规范，成为社会品评的价值标准，也推进了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根基。

协调统一的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审美精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强调“不过火而调和”，追求以中庸平和为美。纵观我国几千年服饰发展史，和谐协调与规矩统一、形神兼备与情景交融的美学思想一直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和最珍贵品质。我国传统服饰总是遵循着物理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意蕴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的统一，显示着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审美习俗与社会功能的整合，给人一种委婉、适中、平和而神秘的和谐之美。

种类多样的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艺术体现。服饰是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不同的民族呈现不同的服饰文化特征，反映不同的服饰美学思想。从横向上看，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每个民族在服饰的款式设计、色彩追求、质料应用、意象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表达出多种多样的民族服饰美学思想。从纵向上看，我国古代社会每个朝代的服饰制度各有不同。周礼与汉礼不同，唐制与清制差别较大。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制度以及特定的礼仪要求，每个朝代的服饰也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思想。这种多种多样的美学思想丰富了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艺术宝库，为我国服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10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