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的书法艺术

东汉《张迁碑》方厚凝重的笔意往往被学书者看作治疗笔弱之病的良方，因而学习《张迁碑》如果不能够得其“方”，也就谈不上得其情味，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基于此认识，不少学书者在临习该碎时，常常会刻意摹画，甚至夸张其笔画的“方”形，力求做到棱角分明。但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随之而生的，则是死板、僵硬、做作等问题。那么，对于《张迁碑》的“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从笔画层面上看，《张迁碑》的“方”主要是由刀刻二次加工所致，例如“也”“门”“贡”等许多字都表现出浓重的刀刻痕迹，因而，当有些人还过分着眼于《张迁碑》笔法之“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窠臼。由于刀刻痕迹浓重，我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毛笔锋颖最初运行的痕迹，所以《张迁碑》的“方”，绝不能仅仅从笔法的层面去理解，而需要悉心体会其中丰富的意趣。这种“方”的意趣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峻而能健。“峻”指的是方硬之中棱角分明的审美意味。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一文中曾云：“婉婉暧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可见在笔画的起收处表现出鲜明的棱角，便能增强笔画的力感，展现出令人肃穆的精神。但这种棱角必须具有特殊的质感与生命力，才会表现出丰富的意态美，否则会有单薄死板的弊病。《张迁碑》的方笔往往具有浑厚饱满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健”。例如“迁”字的末笔波碟，在方峻中饱含了强劲的筋力，这种“筋”的质感极大增强了方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其二，峻而能朴。所谓“朴”即指一种自然成形、毫不做作的审美意味。不少人在临习《张迁碑》时，常会把方笔处理得呆板滞涩、机械雷同。但我们仔细品味《张迁碑》的方笔，可以发现其魅力不仅表现为劲健的力感，更体现在形态不一的笔形上，这是一种朴实无华、自然尚真的秦汉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例如“吾”与“兴”字的长笔横波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犹如凝重的青铜古器，而后者则好似曲铁古藤。因此作为临习者，如果不能发现与品味其中多变的情味，而仅仅囿于机械的方形，那结果无疑是缘木求鱼。《张迁碑》中多变的笔形能够自然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笔画的形态是随势而生的。比如“吾”字，笔画较少，浑厚的横波就可以大大充实字内的空间，其产生的张力足以使其他笔画聚拢在它的周围。而繁体字“兴”的笔画较多，尤其是上部点画的分量很重，因而其横波一方面要显现出力扛千斤的韧性，同时笔形又不宜过重，以免产生气息滞涩的问题。只有做到“朴”“方”，字体才能具有特殊的生命感，我们临碑的过程，也才会具有一种真正的书写感。

南宋姜夔说：“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这本是用来说明魏晋楷书体势生动自然，毫无刻意做作的痕迹，在此借以说明《张迁碑》的体势之美也合适。

（选自虞晓勇《方峻端浑 古趣盎然——汉〈张迁碑〉的书法艺术》，有删改）

乡土中国

“人治”和“法治”相对称。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η。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說，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

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的用“克”学、日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统治的所谓人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忠”的观念往往被单一地认为是臣子向君主尽忠。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源头、文化的源头去看待“忠”时，便可以发现“忠”价值观更广泛的意义。“忠”这一价值观具有双向性，既指向臣子，又指向君主。《诗经》中人民对君臣就有着这种要求。

《诗经》中有不少要求君主之忠的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平民百姓的口吻，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控诉统治者；第二类是直接描写统治者的行为讽刺统治者骄奢淫逸、听信谗言的刺诗；第三类是歌颂君主的颂诗。第一类诗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鸨羽》等，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讽刺统治者没有忠于民，使国家之根基——百姓的生活风雨飘摇，自然也就置国家于不利之地，既违背了利民之忠，也违背了卫国之忠。第二类则从伦理道德层面评价君主，例如君主生活上的腐败、荒淫等。《鄘风•墙有茨》揭露卫国宫廷生活腐朽糜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子妻父占，《郑风•南山》讽刺襄公淫妹等等，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私生活紊乱、伦理道德沦丧的人能公允地统治一个国家。第二类与第一类一样都是体现了君主违背利国利民之忠，一样都是从批判昏君的角度探寻“忠”的涵义。第三类主要集中在《大雅》中，如《文王》《绵》《棫朴》等歌颂文王功绩的篇章，从正面歌颂明君。从这类诗歌中，可总结出明君的共同之处：励精图治，开创基业。贤明的君主要想遵循“忠”这一伦理，既要在政治上有建树，忠于民忠于国，又要修身养性，忠于人伦道德。

《诗经》中关于臣子向君向国尽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得重用的贤士对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而不能实现自身价值所发出的愤慨之声；第二类是贤臣的谏言；第三类是臣民不明的人针对统治者无所作为、骄奢淫逸而作诗讽刺，这一类在前文“君主之忠”中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邶风•柏舟》是卫国贤臣忧谗悯乱之诗，顷公在位期间，政治混乱，小人当权，卫国贤臣目睹国势衰败，心存危亡之虑，于是作此诗以抒泄满腔的幽愤。这位贤臣让我们领悟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他的忠心已超越了对自身价值不得实现的苦闷，上升到了与国同哀的高度。《邶风•式微》《陈风•墓门》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臣子进谏的行为。《式微》是黎国臣子劝黎侯归国之诗，全诗只有两章，“式微式微，胡不归”读来可想象出臣子心中压抑着痛苦，纵然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无力地问君主，国势如此衰微，为什么还不回归故国呢？若不是对君主还抱有希望，若不是那颗赤诚的效忠之心，大概是无法发出如此满含忧虑的诤言吧！

（选自《青年时代》2018年1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