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知道，人的情绪、心理、性格极易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

(2)那么，清旷灵秀的江南山水又对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

(3)学者常常引用孟德斯鸠的观点来阐述气候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相反，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由于上述原因，他便会感到心神萎靡，缺乏勇气。孟德斯鸠的观点虽然有绝对化的倾向，但其独特的视角却给人以启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寒冷的气候使人勇敢、豪爽，炎热的气候使人敏感、消沉，而长期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则具有和谐、平衡、机敏、细腻的心理特征。江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着千门万户的变换，但基本的心理图景却由其地理环境所规定。

(4)再就地形地貌的影响来看，黑格尔曾以地形地貌为依据将地理环境分成三种类型，即高原、平原和海岸区域。在黑格尔看来，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别形成了牧业、农业和商业等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层——亦即江南文化精神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比较江南江北地形地貌的差异来进行阐述。

(5)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我们知道，就普遍的情况来看，北方多崇山峻岭和高原，植被和色彩都显得相对单调。但另一方面，这单调却又是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目光所及，是巨大而高远的世界，所以，生活在北方的人其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喜好刚毅雄强、粗犷豪迈的美感类型；而江南则有丰饶的物产、秀美的山川，其植被繁密而多彩，景观变化细微而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期感受着的是温山软水、莺飞草长，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因此，其文化心理极易被导向精细和柔婉，沈谦评辛弃疾词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呢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正指出了凄迷温婉的江南对人的心理与性格的柔化。

(6)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有着区域特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的文化心理也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而最能代表江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是稻作，二是舟船。

(7)“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所描绘的就是金秋时节江南地区处处稻谷飘香的美景。((淮南子·坠形训》这样认为：“汾水浊宜麻，济水和宜麦，河水调宜菽，洛水轻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这些都指出了江南是比较适合生长水稻的地区。但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8)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以航海为生产方式的海岸民族，就容易培育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机智沉着的品格；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迁徙不定和马上生涯中，比较容易形成自由奔放、粗犷彪悍的性格。而处于农耕社会的民族，需要的则是对“秩序”的认可与遵从，滋养出的是稳定、平和。当然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主要的社会形态是农耕社会，   ，在大的民族性上——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北，都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我们以为，江南地区的稻作方式使得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凸显得更为明显，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区域特性。因为水稻的生长相对较为缓慢，生产技术要求更为精细，而且水稻的生产过程是按部就班的，不可急于求成，只能听其自然，耐心等待。对水稻生长每一环节的关注很容易培养出一种把握“渐变”的能力，而这种对“渐变”的把握培育起来的是稳定、平和的文化心理。

(9)而至于舟船，无论是出门代步，还是捕捞运输，对于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们，其意义都不言而喻。我们知道，骑马坐车与驾船荡舟的感觉差异是明显的，即便同样是驾船，荡舟于山水平远的江南水网与航行于激烈动荡的大海，培育出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大海中航行，需要冒险的精神和沉着机智的品格，激发的是人的扩张的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相反，当我们轻轻摇荡于逶迤绿水、微动涟漪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想法，有的只是被细腻、柔软、温顺的水波轻抚而变得舒展、自在的心灵。

(10)当然，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原因时，要注意反对地理环境绝对论的倾向。

(11)江南的地理环境对江南文化精神有着先天制约性，它独特的地理背景决定了江南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都区别于其他区域。在地理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的原初本态构成了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

(12)江南文化精神又不完全受制于地理环境。江南文化精神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自我生长起来的。正如人的成长一样，其出生时所带有的先天种族、民族的遗传基因固然会决定着他的体格、甚至是性格，但真正影响他情感、心理和性格的是他后天的成长环境。显而易见的是，从远古以至现代，江南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文化特征却有着不同。因此，只有结合对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过程的探讨，我们才有可能对其内涵和实质有一比较科学而全面的认识。

①中国不存在真正的文艺复兴，因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古希腊那样一个“人本”时代，一个崇尚理性、欣赏人与生活之美的时代，没有这样一个文化之源，文艺复什么“兴”呢？我们看到的是孔夫子“克己复礼”，他想复的是周礼，实现礼治天下，让命定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来维系社会超稳定结构，“拯救理性”压抑了人性。

②如同但丁透过中世纪千年黑暗看到了古希腊文化之美与文明之灿烂，吴承恩在明中后期透过近千年的历史烟云与世态乱象看到了唐文化的辉煌与安详，唐人之美不在于富贵，而在气定神闲，在安详自在。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方，几可无敌于天下。吴承恩看到了佛教对唐文明的巨大影响力，而玄奘则是弘扬佛法、独行取经的一代伟人！吴承恩没去复述孔子，他要复述他自己心中的圣人——玄奘大师！

③《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拥有与天帝抗衡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在理想化暗喻自己，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力来获取超越自然万物的能量与力量，并暗示“思想不死”，而天帝、天庭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府的化身。统治者不希望思想者影响一方，于是给思想者“弼马温”这样一个有官无职的位置，思想者有受辱感，回归花果山，最终与天帝妥协，获取地方自治权——被承认为“齐天大圣”管理一方。思想者的思想力不得安宁，大闹蟠桃会，偷吃老君丹，最终“异端”思想者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不见天日。直到灵魂的象征者与救赎者唐僧出现，灵魂从上天那里获取了诅咒的力量，而思想者被套上紧箍咒之后便皈依了灵魂，协助灵魂的象征唐僧前往西天追求真理，以求超度自我。孙悟空被唐僧“救赎”之前的“复述”，表面是对一只猴子成长的叙述，而暗喻的是自己身在明中后期，渴望逆时光潮流去追寻唐玄奘足迹，历经磨难，往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梦想！吴承恩的心中，玄奘是解开唐朝文明辉煌的一把金钥匙，九九八十一难看似数字的叠加，一些情节也有些相似，它主要是展示西天的艰难、人生的历练，以及社会万象、乱象。

④吴承恩不仅通过追寻玄奘之旅来确定自己的精神走向与旨归，他还要通过玄奘取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拯救，他希望把明朝带回到唐朝，像唐朝那样气度恢弘，像唐朝那样气定神闲，富贵强健。通过如来之口，吴承恩描述了中国——“东土”人性沦丧，社会混乱之现实，亦通过如来之口认定：中国尽管有过孔夫子的儒家仁义礼教，但它似乎救治不了中国，只有通过佛教来超度国人的灵魂。他认为，中国人是灵魂层面出了问题，人的思想淹没了灵魂，整个社会被无序的智慧与欲望控制，这是一切罪恶之源！《西游记》从开篇到结束多处否定儒家传统人伦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禁锢和对社会欲念的纵容！中国的明代思想领域正在热提“独抒性灵”，倡导心灵自由的同时，吴承恩却已超越时代，看到了“心猿意马”无所控制，无人咒念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及恶果。吴承恩的复述是超越时代的，□□他的复述一直被当成神怪故事叙述，□翻开尘封的历史本原，我们依然能找到一颗伟大的心灵熠熠生辉！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是中国的《神曲》，只是《西游记》尽管也诞生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较发达的东部沿海淮扬之地，但这部书并没有带来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整体觉醒，而《神曲》则像启明星一样给欧洲带来了人文科学复兴的黎明。但丁在不同狱界见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名人，通过“对话”（孙悟空是通过对打、对骂）来臧否历史人物，表达但丁的人文理念、思想。作者最终见到了上帝，走出迷梦，恢复崭新的肉身，重享生活的自由与美好！他象征着一个新的欧洲复活了！

⑥无论怎么说，《西游记》取经是成功的，玄奘是成功的，唐文明是成功的，《西游记》是昂扬的，健康的，人的灵魂在书中得到了救赎超度。《西游记》的伟大在于，他嘲弄并深刻地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禁锢与摧残，他们期盼释道救赎，但这却只能暂时摆脱精神困扰，并不能实现社会人文与科学的真正发展。直到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精神，中国文化才真正进入到符合人类发展的理性大道！

（摘自吴祚来的《文艺复述》，有删改）

中国是一个戏剧大国，剧目浩如烟海，这在世界戏剧史上十分罕见。旧时演员动辄能演数十上百出戏，且往往没有文字剧本，不经排练，表演时直接“台上见”。中国戏剧是如何创造这些奇迹的?其中的奥妙在于创出了一种特殊的无形剧本——口头剧本。

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有“提纲戏”的表演传统，唱词、念白、唱腔及舞台动作均由演员即兴发挥。这类在表演中生成、使用，以口头为传播媒介的剧本称为“口头剧本”。口头剧本不立文字，口耳相传，是中国戏剧非常古老而珍稀的文化遗产。

口头剧本最早可追溯至先秦优戏。宋元时期，说唱伎艺繁荣，口头剧本由此形成。元代是我国戏剧史上首次大量产生书面剧本的时代，以剧本剧作家为中心的戏剧体制开始形成。实际上，元代伶人不只是被动接受剧作家的文学剧本，他们广泛参与了剧目的舞台创作。明清传奇史背后，亦潜藏着一部深厚的口头创作史。《琵琶记》等演出本为考察当时的舞台实貌提供了重要线索。此类文本清晰表明，伶人在舞台上依托文学剧本，即兴穿插、增添、改换或删减宾白科诨，插演各类戏耍杂艺。

戏剧套语是演员编创口头文本的重要手段。所谓戏剧套语，是指在不同剧目中反复使用的程式化的戏词。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代的俗赋。后代戏剧套语是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的结果。套语一般为韵文，体裁形式多样，包含赋、诗、词、联、格言谚语、民歌民谣等多种文体样式。最常见的是“赋”体套词，艺术手法多样，尤其以托物起兴与铺陈夸饰最能体现中国戏剧的民族风貌。

念白与唱词是口头剧本编创的核心和重点。念白有许多公式化语句，最典型的如“引”“诗”等，它们各有其定制和应用规则，艺人熟练掌握这些规则，即可独自编词。同样，唱词亦并非全由演员自己原创，他们有许多现成的词句可以套用，也有现成的手法可以借鉴。口头文本的编剧者很少事先设计舞台动作、舞台效果等，一切由艺人根据剧情的需要和戏曲固有的套路来表演。戏曲艺人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建立了一系列表演上的动作规范，产生了丰富的表演程式，这些程式为口头剧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语汇。

口头剧本保存了中国戏剧古老的艺术形态，是传统戏曲最具民族特色的演剧方式。它不仅仅补充了中国戏剧史中无文字记录的部分，丰富了戏剧史，更是我国戏剧发展的主渠道。

（摘编自郑劭荣《中国戏剧的无形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