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而下的实践概念。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

②信是平等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原则。尽管人伦之中不平等关系居多，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居多数，因而信对于人生更重要，具有广泛而现实的意义。儒家之信所蕴含的平等价值，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然有着借鉴指导意义。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强调权利平等；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强调交易平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怪乎，近代革命先驱谭嗣同虽然主张整体废除三纲五伦，却强调要保留朋友一伦。在他看来，“五轮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为朋友乎！”保留朋友一伦的意义在于“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③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常遇到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信是人生立身处世之基，人而无信，则寸步难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儒家运用信的概念于政治领域，主要是为统治者获得民心提供警示。我国传统政治伦理一直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诚信是治国安邦的基本要求，诚信与礼义合治国家，不仅可以赢得本国百姓的民心，而且可以使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慕名而归。

④先秦诸子百家都关心和认同信的观念，儒家关切尤甚。信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构成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道德品质和人格塑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统社会能够基本做到和谐相处、交易有序、守望互助、团结友爱，都受赐于儒家之之信的观照和浸润。信不仅是传统社会坚守的伦理准则，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为規范，是全世界都能够接受和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原则。

（摘编自夏海《儒家之信所蕴含的现代意义》）

从审美到审善

①近些年来，美在文学中已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但善似乎又被边缘化了。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善的迷失已十分严重的语境下，文学在以审美为中心的同时亦以审善为重心的可能性已显现在历史的天平上。

②古人常将“道德文章”连用，文以载道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如何高扬道德之善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样的道理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熟知并非真知，我们恰恰常在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上陷入迷津。

③我们曾经有过对“伪善”的深恶痛绝，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了极左政治的弊端，在道德的名义下对人的个体存在价值不道德的践踏得到清算。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人民个性才能自由发展，个体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的高扬，加速了社会进步的进程，也给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成效是显著的。但是，经过一些年的累积，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带来的人性的贪婪和堕落也在滋长，我们的精神家园确实有些荒芜了，道德的善正在迷失。在新的历史阶梯上，善，应当重新成为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

④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对一些走红的作品大声说“不”！试以2009年春晚著名小品《不差钱》为例，作为大众娱乐文化的典范，它博得了许多人喝彩。《不差钱》艺术地浓缩了中国当下诸多负面文化滋生的生活图景：“小沈阳”拿红包合谋欺蒙顾客，红包文化、面子文化、关系文化、吃喝文化、模仿文化等浸透在维妙维肖的表演中,博得了一阵阵笑声。但这笑声    说是喜剧的 说是悲剧的。善的迷失已使人浑然不觉地陷入到“愚乐”状态。在当前严重的道德滑坡状况下，小品缺乏对负面文化自觉的艺术否定，因而有毒；但它艺术地浓缩了真实的生活，提供了一部当下严重道德滑坡状况的形象教材，引人警醒。

⑤当“搞笑”作为诗意贫乏的代用品风行天下，许多以营利为目的的“三俗”快餐产品涌现，推动物欲、肉欲泛滥之时，《不差钱》让我们意识到“盲人骑瞎马”的善的迷失，这有警示意义。近年来相继发生了“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牛肉膏”等一系列危及民生国计的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防盗防毒，防不胜防，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被一点点吞噬，这一切表明，善的迷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⑥增强文学中的善，也就是增强文学建构人心的力量，这应是当下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提出以审美为中心的同时亦以审善为重心，意味着文学发展的新一轮的否定之否定。近些年来热闹的文学争论中，由于思维与实践的惯性，往往导致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反复发作和折腾，走不出从一种片面到另一种片面的怪圈。这里所谓简单的否定即倒洗澡水时总是将小孩子连同脏水一齐倒掉，以艺术自身价值的美排斥艺术社会价值的善；所谓简单的肯定即捡小孩子时又将倒掉的脏水连同小孩子一道捡回，以艺术社会价值的善排斥艺术自身价值的美。在人类文艺史上，美与善的纠葛由来已久。入乎侧重审美自律的“内”与出乎侧重社会历史他律的“外”的矛盾运动是生生不息、历久常新的。如从诗歌这一文学体裁来看，它在我国古代有着“厚人伦、美教化”，注重善的社会价值的传统,至魏晋南北朝,重心则逐步向内移，开始从声律、语言、风格、手法技巧等方面进行诗歌艺术自身价值的探索，而唐诗正是在汲取这两方面的营养的基础上，兼容统一前两种艺术形态，才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为理想的文学标准，达到新的超越，造就了空前的繁荣。这也对我们当下建构理想的文学有重要启示。在文学发展中，似乎有一个规律性的周期；一个正确的思想、一种有益的文学潮流，总会经过“适度”与“过度”的反复。开头矫枉过正，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带来“深刻的片面”，而后又引发否定之否定的“文学轮回”，“适度”总是要以“过度”为代价，才能克服两方面的片面性，达到辩证的整合，从而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得以螺旋式上升。

摘自2011年9月《人民日报》

宋词经典的建构

说宋词是经典，今天已经不会有人怀疑。可在宋代，词体刚刚流行的时候，压根儿就算不上是文学。宋词最终能与唐诗媲美争胜，被奉为一代之文学，是经过了千年的淘汰和选择的。所以说，经典，不是生来就是经典，会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认同过程。诗词经典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清以前鲜有评说，直到晚清才引人关注，当时著名学者王闿运评其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现代更是被闻一多先生称为“诗中之诗，顶峰中的顶峰”。而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直到现当代才被确认为经典。

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清代以前知名度不高，到了现当代，由于词中崇高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主流价值观念非常合拍，因而受到关注成为经典。

经典是变化的，在这个时代奉为经典的，另一个时代不一定被视为经典，这说明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又具有变异性。比如南宋人编有一部词选，叫《草堂诗馀》，在当时说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可到了明代，就成为十分流行的经典文本，写词的奉为典范，读词的爱不释手，各种注释本、评点本是层出不穷。可由于词学观念的变化，《草堂诗馀》又大受冷落，康熙年间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等人不遗余力的贬抑排斥《草堂诗馀》，从此热门的经典《草堂诗馀》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朱彝尊的《词综》和张惠言的《词选》代之而为当时流行的经典词选读本。到了二十世纪，《词综》《词选》又风光不再，而被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等选本所替代。

经典的时代性和变异性表明，经典是需要不断发现、建构的。一篇不很知名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经过名家的阐释或称扬，有可能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而逐渐成为经典名篇。比如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在宋明清三代是不入流的作品，而自从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其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句拈出来阐释为一种做事业、做学问的境界后，这两句词就成了名句，整首词也跟着成了名篇。还有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更是因为伟大领袖***“反其意”而追和之后，才受到人们的热捧，成为名篇。这些都说明了经典形成中的“名人效应”。选择经典本是纯粹的个体行为、个人爱好，但个体总会受到群体态度的影响，而群体中权威和领袖的意见，往往会成为主流的、主导性的意见，被群体成员认同和接受。因而“名人效应”就成为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此外，“故事效应”也能提高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从而促进它的经典化。所谓“故事效应”，即一篇诗词作品，如果有创作传播方面的逸闻趣事，往往更会引起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动它的广泛传播和接受。宋词在经典化过程中，“故事效应”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的《醉花阴》，姜夔的《暗香》《疏影》等都有吸引人的故事。

当然，“名人效应”“故事效应”都是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外在的助推力。一篇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含量和艺术质量。

(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