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好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特别标明“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由此可见，这种由普通人扮演的戏曲样式，与由戏曲艺人在勾栏做场演出的“娼戏”，有着判若渭泾的差别，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和艺人群体对于戏曲艺术不同的接受方式和传承形态。

不论是哪个群体，他们传习的艺术核心内容实际都是以戏曲剧目为基础的曲牌、唱段和音乐等。也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在戏场庙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以供观众酣畅淋漓地观看听赏，也可以供戏迷票友在戏场庙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可以说，前者是由戏曲艺人进行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实践行为，后者则主要是由普通群体进行的艺术体验行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些戏曲剧种的曲唱群体颇具专业水准，有很多业余曲唱的传承者“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充分说明“曲唱”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一种极为传统有效的传承方式。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唱段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乐的唱腔唱段，不论是一段曲牌，还是一段板腔，都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戏以曲传，一段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二是曲唱唱段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行当、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唱段中。三是曲唱唱段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的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自然能够满足观听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对普通歌唱者而言，在适合的音域范围内展示简便、流畅的唱腔，是艺术欣赏与接受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衡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作为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实际也为戏曲创作和传承提出更多的要求，能够传承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梵音律动的龟兹壁画

古龟兹地区是西域文化的重要摇篮，是乐舞的圣地，而龟兹壁画不仅是“佛教故事的海洋”，也是一部流淌着灵动音符和美妙旋律的乐舞史诗。

乐舞场景与佛教故事相伴出现在龟兹壁画中，是佛教文化内涵的一种反映：宗教仪轨往往与一定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被命名为“音乐家窟”的克孜尔石窟第三十八窟，各壁满绘的精美佛教故事壁画中，可见大量的乐舞场面，尤以两侧壁上方的“天宫使乐”闻名天下。二十八身伎乐天人的乐舞场面热烈，气势宏大，与主室正壁塑绘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佛教发展中开启佛陀说法因缘的重大事件——梵天劝请。龟兹壁画中的乐舞场面出现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独特和丰富，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特别是其中出现的大量乐舞场面，很多在印度本土佛经中并没有记载，但在由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许多佛经中却有生动的描绘。龟兹壁画中出现了多达二十七种乐器，大致分为拨弦、吹奏和打击三种类型，其中尤以五弦琵琶、阮咸、箜篌、筚篥和羯鼓等乐器为代表。龟兹壁画中的乐器既有本土固有乐器，如五弦琵琶、羯鼓等；也有来自中原的乐器，如排箫和鼗鼓；还有来自西亚、印度的乐器，如竖箜篌和贝，既体现着多种文化在龟兹地区的交汇，也体现了其独特的乐器体系。

有乐就有舞。龟兹壁画中的舞蹈类型也多种多样，有持具舞、健舞、软舞、动物模拟舞等，其表演形式可分为单人舞、四人舞、多人舞、双人歌舞等。在这些形象中，持纱巾和彩带舞蹈的伎乐图很多，反映出中原善舞绸帛对龟兹的影响。同时，舞蹈与乐器结合，边演奏边舞蹈的也比较多见。那些小型、非卧弹的乐器便于拿在手上，既用于演奏，又用来作为舞蹈道具，成为龟兹乐舞的突出特点，与现在维吾尔族的歌舞形式如出一辙，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渊源。双人舞，是龟兹乐舞中最有表现力的舞蹈类型。在龟兹石窟的多幅“天宫伎乐”壁画中，龟兹乐舞的表演形式就采取了这种双人歌舞，即一人奏乐，一人舞蹈，或者边奏边舞。这种组合形式，在龟兹石窟以外的其他地区石窟壁画中尚属少见，这很可能与龟兹民间流行的双人歌舞有关。每两人就能组成一支小乐队，若是整个天宫乐队同时演奏，当鼓乐齐鸣，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优美的旋律和丰富的舞蹈，正庄严了宁静、和谐的龟兹佛国。

众多的乐舞形象构成了龟兹石窟壁画的独特魅力，无声的石窟壁画也演奏出了华丽的丝路乐舞篇章。龟兹乐舞自汉时即入乐府，以其绚丽多姿的舞蹈、声势浩大的吹奏场面影响着中原及其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隋唐时期，龟兹乐是中央王朝厘定的宫廷音乐的主要部分，对我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东传中原，极大地促进了汉地佛教艺术的发展，也对朝鲜、日本、东南亚等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梵音律动的龟兹壁画艺术，可谓充分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乐舞艺术的碰撞与融合。

（选自《人民日报》）

冯端传

1923年，冯端生于苏州，适逢端午佳节，父亲冯祖培便为他取了这个简单的名字，冯端也就一辈子端端正正地做人。

冯祖培擅诗词，工书法，他鼓励子女自由读书，按照各自的意愿发挥潜能。而母亲常背诵唐诗宋词给孩子听。宽松的家庭环境，在冯端心中播下文化的种子。

冯端读苏州中学时，就读当时的中央大学（1949年该校更名为南京大学）的大哥冯焕常买科普读物送给他，使他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受其启发，冯端还自制望远镜观察星体和星象，探索星座的名称和位置。随着阅读范围的拓展，他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对文史哲等领域的书籍也如饥似渴。

1942年，冯端考入中央大学，因自幼喜爱自然科学，便最终选择物理学。在恩师的谆谆教诲下，冯端系统学习物理知识，至此终身与物理学结缘。他还选修法语和德语，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了俄语，加上之前掌握的英语，数门外语为他日后的科研与教学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中央大学学物理，学业艰难，学成不易。入学时班上物理系的同学有十多个，最后坚持读完四年大学的仅冯端等三人。1946年，冯端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因成绩优异，系主任、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对他说：“你留下来吧。”这一留，便是七十载。

从最初的助教到院士，再到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从教遍物理学各个分支，到开创我国晶体缺陷物理学先河，再到成为我国金属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位科学大师清晰的奋斗轨迹，让人敬仰。

20世纪60年代末，冯端以金属材料缺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国外涉足不多的钼、钨、铌等难熔金属为突破口，借鉴国际上刚问世的电子轰击熔炼技术，设计并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束浮区区熔仪，制出钼、钨单晶体，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重要贡献。

“文革”后，冯端认为科学研究不能故步自封，应开拓新的领域。于是，他将视野转向晶体缺陷研究领域，同时提出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组改建为晶体物理教研组，开展晶体生长、晶体结构与缺陷、晶体物理性能三方面研究。但是，质疑、反对和不满席卷而来，冯端顶着巨大压力，最终在逆境中坚持下来，他带领团队开展深入研究，阐明晶体缺陷在结构相变中的作用，开创了我国晶体缺陷物理学科新领域，跻身国际前沿。

20世纪80年代，冯端将目光聚集到凝聚态物理学与材料科学的汇合处，他通过实验论证了诺贝尔奖得主布洛姆伯根有关非线性光学晶体准位相匹配的设想，实现倍频增强效应，并进一步提出独创性设想，从研究自然界的微结构过渡到人工微结构。

20世纪90年代，冯端和严东生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八五”国家攀登计划项目“纳米材料科学”，开创纳米科学技术领域国家级科研项目之先河。

2013年，冯端90大寿之际，我国物理学界20多位院士、近百位青年精英齐聚南京，为这位凝聚态物理学宗师祝寿，堪称学界盛事。

教书育人这件事，冯端也做到了极致。

从教近70年，冯端采用“分类教学”法，观察学生不同兴趣，以启发为主，适当引导，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冯端也不赞同分科太细，而是要求学生进行交叉学科的学习，使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相互交融。

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的领军人物，冯端有多次出国进修的机会。但实验室尚在初创阶段，经费紧缺、工作繁重。他便分期分批将出国名额推荐给系里的年轻老师，并为他们指明国际上最前沿的科研方向，自己则一心扑到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上。

在学生眼中，这位高山仰止的物理学泰斗，是一位谦虚开明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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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端，物理学界泰斗、教育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资深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冯端在体心立方难熔金属内位错的研究中，合作发现了浸蚀法位错线成象规律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金属物理》（被誉为国内金属物理的“圣经”）专著。近年来致力于凝聚态物理学著作的撰写，发表了《凝聚态物理学新论》等书。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国际编号为187709的小行星命名为“冯端星”。

（百度百科）

②冯端创建了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并对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领导，在全国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连续两次荣登榜首，他本人亦荣获“金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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