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之美

王岳川

书札是一种直指人心的艺术，它在流动着的徒手线条中展现出人的内在情思。所以“书者散也”“书人不朽于千古”。

书札作为书家自由书写的艺术，在古代达到了心手合一的境界。然而当代社会笼罩着一种模式化的气氛——印刷品泛滥，电子复制使艺术日益走向形式化商品化，当代书法和其他艺术正不断与自身脱离。心性缺席，作品成为没有尽头的试验，艺术成为技术角逐。于是，书法大展一个接一个，而日常交流的手札却几乎消失殆尽。如何在日益信息化的社会中，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书法的人间情怀，是当代手札必得面对的问题。

古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情怀与他的笔墨相合拍。我们在王羲之众多的信札中，可以看到魏晋时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精神。在《姨母帖》迟缓的行笔张力中可以感到王羲之悲痛之情。而行草《丧乱帖》最能见王羲之的真情怀。此帖流露出丧乱时期王羲之的痛苦心情，开始三行写得比较平和规矩，行书笔意较浓，后两行草意转多，尤其最后三行，已属逸笔草草，但性情之真与丧乱之痛却跃然纸上。王羲之的书札强调“意”，系指书家的心性情感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书法要表现人内心的悲喜哀乐和意绪情操。有“意”融入笔墨之中，书札才会有飞动美、错落美、中和美，整幅作品才“气韵生动”。

唐代张旭《肚痛帖》，六行三十字，用笔行气出神入化，劲健清奇。前三字浓墨重笔，如高山坠石，而后行笔如虹，连绵直下，颓然天放，狂态毕现，将书法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唐代怀素《苦笋帖》仅二行十四字，字势开张，天然纵笔，以细而富于弹性的线条占有最大的字里空间，在“一笔书”的流畅运行中，法度俱全。

古代书札作为视觉艺术却具音乐的律动感，而成为抒情写意的心灵艺术。所以，书札像文化的过滤器，过滤掉了世俗之物和人格面具，成为古人心灵交流的中介。

手札的书体以行草为主，书风大抵以自然放松、典雅平实、素朴内敛为多。作为自然放松状态的文人气息相通的凭证，手札可谓明心见性，最能体现人我间最为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

然而，当代书法与文人脱离以后，出现了书法家商品化、展览视觉化、书法群体江湖化倾向。书法家成为独门技术的“职业”人员，文人书法日渐远去。各类书法展成为技法较量和关系评比的战场。文化含量淡薄，文人身份不彰，文化身份不明，成为当代书法的症候。于是乎，文坛宿老能写一手典雅信札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反过来，大量知名书法家甚至著名书法家基本上与文人不搭界。这种书法与文化分离的现象，值得关注，更需尽快改观。

材料一：

教育游戏是电子游戏与教育应用结合的产物。近年来，以个性化和游戏化为主线，芬兰对基础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该国将课程全面游戏化、活动化和项目化，结果让学业负担减轻的同时，芬兰学生依旧保持了极为强劲的学业竞争力，充分证明了教育游戏的可行性。人们意识到，学生是可以在玩中学并且学好的，使用教育游戏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教育游戏列为义务教育类中的一种优质教育资源，要求“对学生巩固相关学科知识，培养、训练判断推理等必备能力有一定的支持与促进作用”。

从开发的角度，国内不乏教育游戏的精品之作。但与电子游戏产业本身的发展势头相比，教育类的电子游戏在整个产业当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教育游戏的弱势表现原因众多。从使用者角度看，如果学生、家长、教师没有在技术能力和观念上做好准备，会妨碍和延迟教育游戏推广。从市场角度来说，教育游戏盈利模式不够明确，导致企业不愿投入研发。从设计角度来说，所谓“设计裂痕”是核心原因。这一现象是由于缺乏核心设计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技术，往往通过简单的动画将知识组合起来，导致教育游戏的质量难以保障。

（摘编自《教育游戏：让教学“如鱼得水”》）

材料二:

“一带一路”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顶层设计、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路线图，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抓手。陈宝生指出，要坚持需求导向，将国际合作双方的需求放在“大外交”格局，放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要求中统筹考虑，摸清各自家底，平衡双方需求。既要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又要考虑到资源、时间、精力的制约，将决策、措施统一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上来，着眼于合作质量，稳步推进共建。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2018年，共有31.72万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留学，占来华留学总人数的64.85%。

（摘编自《全面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攻坚克难，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底色，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起到了“稳定剂”作用。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发展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力点。学前教育方面：国家提出，到2020年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80%。义务教育方面：指向教育过程公平及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成为新标尺。职业教育方面：如何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摘编自《中国教育的时代抉择》）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对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钢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纸币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和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专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货物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径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