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里的声音

——给月琴手沙玛乌兹

梁上泉

你的胸怀竟如此宽广，

抱住了一个圆圆的月亮；

你的长裙拖着红霞，

从凉山飞到北京的舞台上。

听着月亮里的声音，

几疑是天上的嫦娥下降；

你用琴弦跟听众谈心，

又分明是个彝族姑娘。

月亮里只有个广寒宫，

月琴里却有你整个家乡；

通过你会说话的手指，

把我引到你放羊的远方。

一曲倾诉着奴隶的苦难，

像山顶郁结着不化的银霜，

森严的寨堡里有娃子在呼号，

一滴热泪燃起一星火光。

一曲庆贺奴隶的解放，

两弦间就是一条欢腾的金沙江，

雪白的荞子花开在两岸，

牧人的舞影跃入水中央。

最后一曲献给山区的未来，

弹得星星落在孩子的书桌上，

惊喜地望着那美丽的现实，

一半像神话，一半像幻想……

掌声的急雨把我催回剧场，

幕布的黑云把你深深掩藏；

归来的路上琴音还很明朗，

正像这深夜里满街的月光。

1957年3月17日～6月1日

天下一轮春秋月

⑴当今世界，乱云飞渡，危机四伏，人类仿佛在踢一场找不到球门的球赛。怅然回首，那一瀑穿越了两千多年混沌、彷徨与苍凉的月华，从孔子诞生地尼山的上空静静地流淌下来，几分清朗，几分暖意。

⑵2500多岁的孔子老得像一尊雕塑，拱手静候在思想隧道的最幽深处。他比苏格拉底年长82岁，比柏拉图年长124岁，比亚里士多德年长167岁。这意味着，中国的孔子以领先西方思想源头“古希腊三贤”的脚步，接举了人类文明的圣火。

⑶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⑷“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和谐社会”、“大同世界”，是历代儒家的共同理想，是中国梦的滥觞。以“和”为□，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友好接驳，没有古希腊文明进程中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暴风骤雨，没有罗马天主教十字军东征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欧洲“五月花”号的凄风苦雨；以“和”为□，儒家主张平等，反对使用武力，中华帝国曾成为调停纷争、震慑强梁，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以“和”为□，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扶桑，郑和七下西洋，唐蕃古道，丝绸之路……海上生明月，儒香传万里；以“和”为□，中华文明雄峙瀚海，引渡异域文明的夜航，马可·波罗、利玛窦、遣唐使踏浪而来。“协和万邦”是共性的“最大公约数”，“和而不同”是个性的“最小公倍数”，如何求“和”，我们今天仍然要向孔子叩教。

⑸孔子是人类的慧根。他指点了中华文明的共有圆心，也开辟了世界文明的东方原点。孔子师先儒而有独创，集大成而有深造，尊古但不守旧，坚守却能应变，创新与包容的禀赋优势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其后，孟子、荀子、汉唐经学、程朱理学……直至现代新儒，儒家文明蔚为大观。在东方，它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地；在西部，它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生相荣；大约400年前，《论语》等儒家经典就译为法文、英文、拉丁文，影响过伏尔泰、马克思等大批西方思想家；儒家思想在与外来佛教、基督教的碰撞中借鉴吸收，以超强的内敛能力、消化能力、同化能力和愈合能力，守住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主体，为形成和接续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⑹近年来，西方一些机构评选“十大思想家”、“100位影响历史的人物”等，孔子或名列前茅或位居第一；一些国家矗立起孔子雕像，建立了儒学研究机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东门上方，孔子与犹太人先知摩西、古希腊政治家梭伦的雕像并列镶嵌以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聚首巴黎，呼吁“以中国孔子的智慧帮助全人类应对21世纪的挑战”……

⑺面对差异与分歧、冲突与动荡，面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灾难频仍、人道主义危机红灯频闪的当今世界，孔子的公平、博爱、和谐理念，能否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蓊郁的儒家文明之树能否让躁动的心灵找到安栖的枝头？

⑻孔子是世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⑼先秦时期，儒家学说只是受到某些统治者的青睐，孔子也只因个人才干卓越而受到器重，其主张并没有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他只是一钩新月，孤独地发着清辉，甚至只是一炳烛光，只能照亮近处，温暖周围。

⑽但光芒自有力量，哪怕微弱。历代仕儒们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以微风细雨滋心润物的方式点化冥顽、教化苍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凝成古代君子的品格，塑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如长风浩荡，如丰碑凛凛。

⑾两千多年来，仁、义、礼、孝、德等诸多儒家元素，写进我们的课本，嵌入我们的名字，镌刻在广袤神州楼阁宅院的门联匾额上，约定在古老国度的家训族规乡风民俗中，流进我们的血液，成为民族道德星空的北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道德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观等，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绿叶葱茏。

⑿光必有影，丰碑的背后有影随形。

⒀孔子对周礼的尊崇导致了后人对复古循旧的固守，儒家对官本位、权力等级意识的强调禁锢了人的能动性，极端的愚忠愚孝愚贞观念造成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爱亲”之仁与“利国”之仁往往存在矛盾，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常常出现两难。孔子编经，秦人灭经，汉人尊经，唐人注经，宋人疑经，被焚毁、被打倒，被尊奉、被扬弃，儒家学说命运多舛。许多要素被发扬光大，一些精华被毁灭殆尽，不少糟粕被渲染放大，各种唯心成分如杂草丛生。经过两千年长途旅行的古老儒学，仍需要“洗洗澡”、“治治病”，一掸陈年的积垢。

⒁儒学是人学不是神学，儒教是教化不是宗教。儒家是思想舞台的要角，但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更不是历史舞台的长角，许多文化责任不能由儒家独担，更不能让孔子全部买单。孔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不是全部，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但不是全体。只有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才能还原真实的孔子。

⒂中国是孔子的故园、儒家的摇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所遵循的创新理论之所以生机勃勃，是因为其中国文化底蕴深厚，这就是中国特色。如何在波澜壮阔的科技浪潮中绽放思想的光芒，在此起彼伏的战争狼烟中发出文明的信号，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中确立道德的标杆，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精神的里程碑与灵魂的红绿灯，这是儒家的新担当。文过饰非与吹毛求疵，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如果把孔子思想从我们的血管、骨骼中抽空，中华民族就会思想贫血、精神缺钙，中华文明就没有了生命的底色。

⒃青史不泯，经典不老。我们应该高声吟诵民族的经典，就像基督徒读《圣经》、穆斯林背《古兰经》。一个心中没有神圣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一个不珍视自己经典的民族是没有力量的民族。

⒄揣一本《论语》在胸口，人在长河中行进，心在长天里漂洗。回头看月，淡云轻拂，那玉盘上分明写着四个字：光而不耀^（1）。  

（取材于刘汉俊同名散文）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熊月之

①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从地域来讲，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空间性质来说，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从相互关系上说，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②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多文化名人。

③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岀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争赏苏州戏。苏州的家具、服饰、饮食，以及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歆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学者硏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④186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近代上海人口中，江南人占了80％以上。

⑤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⑥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一起创办企业。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

⑦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⑧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需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两大方面，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囯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路远迢迢地到了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囯人。（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⑨1934年，有很多知识界名人讨论“上海明天”。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文化。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成为催生新文明的“洪炉”

⑩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便越多，创造与创新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高度集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⑪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

⑫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在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外国人、居住外侨比例最高的。这两个特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

⑬值得注意的是，集聚、创新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

⑭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使得上海人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

⑮近代上海“一市三治”，日常生活中，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华界落后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⑯“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侵略上海，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处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⑰总之，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文汇报》2019年01月25日）

材料一：

据台湾媒体消息，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先生在台湾高雄辞世，享年90岁。

（新华网）

材料二：

余光中先生走得有些遗憾。他曾说：“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今天，诗人溘然长逝于海岛，长江黄河若有知，应会为他歌一曲。

（人民日报《余光中的江河深处》）

材料三：

下面是余光中先生接受澎湃新闻的一段采访（有删改）：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得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作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

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曾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 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