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哲学，首先涉及“中国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从其最本源的意义看，哲学(Philosophy)表现为对智慧的追求，中国哲学在内在的层面同样也体现了哲学的这一规定，当然，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没有用Philosophy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我们现在称为“哲学”的对象；但是从实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广义哲学一致的理论关切。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便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从实质内涵来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与智慧的追求具有相通性，两者都趋向于跨越经验的界限，从总体上去理解这个世界。可见，在本源的意义上，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中国哲学所包含的普遍性品格，同时又通过独特的范畴、观念、概念表现出来。就“命”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而言，一方面，它呈现为具有神秘形态的必然趋向，与人的努力、人的作用相对而言，表现为外在于人的必然力量；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的偶然遭遇联系在一起：荀子便以“节遇之谓命”来界定“命”。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形成的“力”“命”之辩所涉及的是人的力量和外在天命之间的关系。“力”“命”之辩在理论上所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和外在必然的关系，从哲学的视域看，其中包含“必然”“偶然”“自由”等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无疑都包含普遍的哲学内涵，但这些普遍的哲学内涵如上所述又是通过“力”“命”等概念表现出来的，后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在解释中国哲学中“命”这一概念时，如果完全忽略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那么这一概念就会显得不可捉摸。但另一方面，以“命”这个独特的概念去表述普遍意义上的“必然”“偶然”等范畴，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在其他哲学系统中，很少可以看到同一概念兼含“必然”“偶然”等意义，如果完全还原为通常所说的“必然”或“偶然”等范畴，则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也就失去了。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具体地表明，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着其独特的形态。

与中国哲学的如上形态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和相通性，即确认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非将其完全隔绝于哲学领域之外。“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从认同和承认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自信。

（摘编自杨国荣《中国哲学：内涵与走向》）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当前的中国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指向，一是横向地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是纵向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为繁荣文学的手段，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或强调横向借鉴，或注重纵向继承，或兼而有之，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借鉴和继承，文学就无法发展。如果把借鉴或继承视为目的、视为文学的发展方向，那就错了。因为它们不仅无补于文学的发展，而且会将文学引入歧途。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横向借鉴上取得了一些成效。诸如：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与手法，使我国文学传统表现手法有了很大的突破，为新内容的表现开拓了新的领域；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借鉴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但是，要看到，由于某些人误将手段当目的，因而在横向借鉴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诸如：一味强调文学创作上的“表现自我”，鄙薄文学的社会功用性，耻于谈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一味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鼓吹文学“面向自我，背对现实”，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用现代主义文学模式来度量社会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已不复存在。这种试图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趋向，绝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方向。

新时期文学在纵向继承上，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主张的提出和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的出现；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及“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现。总之，文学的纵向继承，使文学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化历史的深层结构里去，使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有了更充分的历史纵深感。但也应看到它带来的消极因素。诸如：在文学传统中流连忘返，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醉心于已与时代不符的风俗民情的描绘，沉溺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致使作品格调不高，缺乏时代气息。

实践证明，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或靠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来发展中国文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不能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和方向。只有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的汇合，才能代表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唯一正确的汇合点，未来的中国文学将在这个汇合点上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摘编自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中西500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