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37亿，登顶国内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热血昂扬的故事内核、震撼惊艳的视觉特效、对经典神话故事的创造性改造，获得不少观众好评。回看近些年文艺市场诸多口碑佳作，“燃”是它们共有的标签。“燃作”正以火热的流行姿态，走红于当下文艺市场。

一部作品“燃”，必是作品中生起一团火，令人振奋，引人共鸣。剥离创作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外壳，火种就是作品中极具感染力的正能量精神。《大江大河》中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励志拼搏、《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意志、《我在故宫修文物》数年如一日打磨一件国宝的工匠精神……看这样的作品，我们与其说被一个个人物故事“燃”到，不如说被涌动其间的进取、勇敢、专注的精神气质感染。“燃作”流行，折射出人们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旺盛需求和热情接受，在当下丰富多元、竞争激烈的文艺市场，正能量题材依然是“刚需”。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文艺成就，那些至今为人称道、传播甚广的文艺佳作，很多都充溢饱满的正能量精神。以“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只是50后、60后的燃情记忆，还经由影像化、舞台化改编，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养分；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在多少人的青春记忆里闪闪发光；《亮剑》《闯关东》等影视剧作，不管什么时候回看，都让人内心激动、热血沸腾。这些“燃作”题材不同，形式多样，但无一不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无一不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有人说，时代在变，现如今媒介日益发达，生活节奏显著加快，海量信息冲击之下，文艺还执着于正能量是否已经过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平台普及，文艺创作门槛逐渐降低，确有一些不良创作风气，或以颓废为美，或以恶搞为能事。事实证明，于思想上无精进、于情感上无促进的文艺作品最终会被市场和受众抛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们对真善美的需要只会持续炽热，对文艺作品“走心”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如何引领正向价值，呼应大众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追求，是今天创作者的重要使命。正能量最易感染人，经由感染人实现提升人，恰是文艺创作的永恒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正能量题材拥有更高远的艺术追求、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当然，并非有正能量就是成功的“燃作”，还须有扎实的故事和优质的形态做支撑。正能量的故事若要避免主题先行，将情怀落地、真正打动受众，需要精良的艺术水准、精妙的讲述能力。电影《战狼Ⅱ》成为标杆“燃作”，依靠的不只是家国情怀和英雄精神，还有紧凑跌宕的故事剧情、引人赞叹的视效呈现。当冷锋一次次化险为夷，当逼真的斗争场面清晰展现在眼前，观众得以真正的沉浸和共情，冷锋身上的精神气质才会真正感染人、打动人。《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智勇双全、正直无畏的形象令人难忘，若没有生动曲折的线索铺垫和故事设计，这样的正气形象也难以生动鲜活。柴好方能火旺，好的内容设计、艺术手法就是一捆捆好柴，保证正能量的故事越燃越旺。

现如今，大众文化形态日益丰富，我们有太多文艺样式可以为正能量题材赋能。一部影片可以收获几十亿票房、一条暖心的短视频可以收获数百万点赞，5G时代，我们诠释、展现正能量故事的手段会更加多元。此时，更需要文艺创作者从广袤现实中寻找真挚动情、振奋人心的好故事、好素材，以更及物更及人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创作出一批批精品“燃作”，满足大众对优质正能量作品的真切期待。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文艺创作者应尽的职责。

从“花瓶”到“宠物”

宋志坚

傅国涌先生将知识分子分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认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然而，在他列举的教师、医生、作家、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哪些属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哪些属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大说得清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论学的是什么专业，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

民间曾有过一个流传很广且略带贬意的称谓，叫做“花瓶”。谁都知道，花瓶是用来插花的，摆在那边很好看，但花瓶没有自己的耳目，更没有自己的大脑，只能任人摆布。富有幽默感的黎民百姓称某些被明确赋予参政议政和权力监督责任的知识界人士为“花瓶”，其寓意是很明白的。

“宠物”与“花瓶”是有联系的。换言之，“宠物”由“花瓶”发展而来。“花瓶”之为“花瓶”，至少有一条是为“宠物”所继承了的，就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一言九鼎的人，不会碍手碍脚，倒是赏心悦目，所以能在那种场合摆下去。“宠物”与“花瓶”又大为不同，最主要的一条，是“宠物”富有主观能动性，这恰恰是“花瓶”所没有的——“宠物”能向主人摇尾巴，能朝着主人“汪汪”（或“咪咪”）地叫，会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花瓶”则不会。如此这般，“宠物”较之于“花瓶”，也就平添了诸多功利性，“宠物”所图的不仅是明哲保身，它们以获取权势人物的宠幸为最大的荣耀。邀宠唯恐不及，谈何谏诤与监督？“人类的道义责任”早被抛至九天云外去了。

包括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在内，任何动物，首先都有物质的需要，首先都“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无可厚非的。“宠物”之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以自力而是以“邀宠”来满足这种物质的需要。它们的吃穿住行以及游乐、医疗等等，也就为别的动物望尘莫及。“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的某些知识分子，同样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炫耀”和“显摆”的却不只是房子、车子等“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那与“谏诤与监督”无关的级别与头衔上。

在普遍以政治文明与政治民主作为理想与追求的21世纪，如果“花瓶”进位为“宠物”，便不是什么好兆头。

（《杂文选刊》2010年第5期，有删改）

夜宿碛口古镇

阿成

碛口古镇，是自明清以来最繁华的黄河古城之一。黄河就是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儿，世人称之为“万里黄河第一湾”。而碛口古镇也因此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镇”。在黄河边徜徉，幻幻然，似乎是黄河的风哟，将远处黄河纤夫的号子声，隐隐送到了我的耳畔：“船工拉纤步步沉哟，嘿哟，嘿哟……”

黄河就是在这里与古镇的东川江交融汇合，然后以更加雄浑的气势向东流去。碛口古镇上的黄河码头自古就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码头之一。自西北各省而来的商船到了这儿就停泊下来，装货卸货，再转由骡马、骆驼运往太原、京、津及汉口等地，或者会走得更远，出西口，走嘉峪关，及至走出国门，运往异邦。这是另一条闻名于世的古丝绸之路。在碛口，商人们会将当地的物资转运至西北。那情景可谓是泊船如林，昼夜不歇。资料记载：“鼎盛时期，碛口码头每天来往的船只有一百五十艘之多，各类店肆三百多家。”使得碛口“水旱码头小都会”的美名，随着九曲黄河传遍大江南北。兼之镇上至今尚有众多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货栈、票号、当铺，连同各类商号、庙宇、民居、码头等建筑，几乎包括了漕运商贸集镇的全部类型，碛口古镇故而又有“活着的古镇”之称。

我还记得那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长流”的小调。是啊，穷苦的“哥哥们”那种想摆．脱贫困的决心，决绝走出去的强烈愿望，便是亲情，便是婆姨哟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或者正因如此，才使得碛口古镇日趋繁荣且风情万种的吧。

入夜时分，风俗使然，无论是碛口古镇上的寻常百姓家，还是镇上的客栈、商家、茶馆、饭馆，大门上都会悬挂一盏大红灯笼。如此参差地勾连起来，温馨迷人。当年那些从黄河远处驶来的商船上的船工们，也能遥望到这些美丽的红灯笼吧，那该是怎样一种盼归的心情呢？

沉沉的夜幕之下，我在一家仿古的茶楼上，凭栏而立，黄河上的风竟是那样刺骨。喝点儿酒祛祛寒吧！茶楼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妇女，破例为我们弄了几碟家常小吃和热乎乎的小米粥。没想到吕梁的小米这么好吃，甜甜的，暖暖的，柔柔糯糯，喝起来那种入怀的亲切与温暖，让你的心里一下子暖和起来。热情开朗的老板娘还应远客的邀请唱了一支当地的民间小调儿：“一道道水哟，一道道山，哥哥想妹妹哟，想在心尖尖。……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我来呀么看妹妹……看妹妹，哥哥跑成了罗圈儿腿。”

仰望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斗，欣赏着古镇上一家家客栈和酒家高高悬起的红灯笼，俯瞰轰然流走的黄河，想象昔日古镇商船如织、帆樯如林、人声鼎沸的情景。又浮想当年红军东征渡黄河，过激流，冲险滩，迎寒风，抢渡黄河的悲壮气势，即便是酒力不胜，也要敬上一杯。

回到碛口古镇下榻的客栈里，欣然写下一行字：住窑洞，寻古巷，听小调。黄河上恰星汉与渔灯同烁，心已随黄河水远行矣…．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