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小品文

鲁迅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幅。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预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数等了。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注）：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如积土为山，汇河成海。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同时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各个时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躯体。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否保存，能否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历史证明，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怎样丰富，后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这是北非、西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的当代命运告诉我们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气不仅来自传统的辉煌，而且更有赖于现实的灿烂。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国进入“新穷人”时代

汪晖

①按照户籍统计，现在有 2.4 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这一打工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这一新工人群体是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同他们一道诞生的是那些曾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但如今衰落了的工人阶级，他们从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滑落至失业者，成为城市贫民。较之 20 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②而今，一种不同于上述经典意义上的穷人的“新穷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例如廉思在发表的著作中描写的青知“蚁族”：他们大学毕业，聚居于城市边缘或中心，拥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却在消费社会的碾压下辗转反侧。用陈国战的话说，“‘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和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与物质上的消费不足相伴随的，是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的缺失等等。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但他们同

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产物。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地带。

③如果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就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过去，我们不难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和莫斯科的街头示威游行中看到“新穷人”的身影，如今，中国的“新穷人”也异常活跃，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但中国“新穷人”的身份似乎更不确定，“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又未能展开全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又不断地在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

④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仍然维系着。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是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变革十分关注，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离真正的戏剧还有一段距离，各种新因素迅猛涌现，规模空前，它们预兆着一个正在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工人、“新穷人”将是历史变动的重要力量。

自上世纪60 年代起，随着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奇迹的创造，跟他们信奉或推行儒家文化有关。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儒家为核心的国学再次进入国人视野并受到热捧，儒家思想在当前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儒家思想有利于精神充盈。与人要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物质需求一样，人类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同样需要付出辛勤的劳作，只不过这种劳作需要通过修炼的方式来完成。在儒家看来，人最重要的价值以及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要想获得人的至高价值，就要有对人之为人的正确认识。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知行合一，精神充盈的过程才算完成。其次，儒家思想有利于人际和谐。儒家的精神修养说以“仁”为基础，因而它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与社会风气的好转。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如此，孔子还指出了“仁”由近到远的实施方法，他说，“仁者爱人”，“爱必由亲始”，所以，“孝悌”是“仁之本”。孟子更是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儒家不仅重视人际关系，也十分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有着既爱他人又爱万物的“民胞物与”思想，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充满温情。儒家思想还有利于文明养成。儒家不仅提出“仁爱”思想，更是通过“礼”和“仪”把它落实于人的行为之中。儒家文化的“礼”，既是一种修养，又是一种规范与秩序。作为修养，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至诚至敬；作为规范，它要求人们对不同人与物要有不同礼数；作为秩序，它要求人们在不同领域遵守不同规则。儒家也很重视丧礼和祭礼，孔子的学生曾子就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当然，儒家思想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明显的重义轻利、重私德轻公德等弊端，我们不能因今天精神匮乏就盲目推崇儒家思想。毕竟我们在解决精神文明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物质文明，可这些单靠儒家思想是无法根本实现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明显不合时宜。因此，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节选自杨生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