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无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是政府为了从民间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而言，科学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开、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科举的举措，越南科举的废除还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接触到科举取士制度，并通过游记把它介绍到了欧洲。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确定的公务员取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应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来招录，后来这一方法渐渐成为欧美各国依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的考试原则与方式和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形成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的风气。这样不但大大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寒门”出身的人。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百倍”，同时也被“紧锁笼中”。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并培养了大量人才，1300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考成为高级官员的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到中国时所见的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的。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一般人出于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性灵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也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

科举造成恶劣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写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束缚，无论是创造能力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变成了只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也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在文学创作上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也埋没了民间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规定科举考试内容。

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了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的五权分立，当中设的“考试院”便是源自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高考中看到。例如分省录取，将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都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选自《百科全书》，有删改）

以礼论酒：孔子的酒文化观

撰文/马特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是人们生活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推孔子为酒之饮宗，他在《觞政·八之祭》中言：“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诗经》、《礼记》、《论语》中的许多篇章均体现出孔子的礼制思想对中国酒文化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孔子的酒文化观中渗透有传统礼制文化的印记。

《诗经》谓：“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在孔子看来，饮酒不单单是口舌味蕾的享受，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实际上发挥着仪式的作用。孔子重视“民、食、丧、祭”四事，强调各种仪式都应合乎礼制要求，包括酒类器物的陈列。关于酒和酒器的陈列，《礼记·礼运》中说：“故玄酒在室，醴酤（酢）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此外，酒器的铸造也要符合礼制要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看到不符合西周礼制的酒器时，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叹息。觚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的一种酒器，用青铜制成，口作喇叭形，细腰，高足，腹部和足部各有四条棱角，容量约有二升。 后来觚被改变了，所以孔子认为觚不像觚。这些感慨针对了当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也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体现。

在酒宴中，应当礼让年长者。例如，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对子夏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即是主张凡有酒食，必先礼让年长者食用。另外，《论语·乡党》谓：“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坐席时尊长让贤，酒宴结束时，也要让年长者先离席位，维护尊者、贤者、长者的地位，以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氛围。

饮酒时要依礼而饮。按仪礼饮酒，约分为四步：拜、祭、啐、卒爵。首先举杯拜天地，表示敬意；接着把第一杯倒地上，祭谢大地养育之德；然后倒上酒浅尝一口，颂美酒香令主人高兴；最后一饮而尽，“卒爵”即干杯之意。《礼记·玉藻》篇还对君臣同饮时的礼节做出了说明：“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臣下陪国君饮酒接受第一杯酒，应表情庄重地饮，接受第二杯时态度则要温和恭敬，饮完了第三杯才可以告退。如果拒而不饮，则属非礼。

饮酒者的酬酢互敬也是讲究礼仪的。客人间互敬称为“旅酬”，依序向人敬则叫“行酒”。敬酒时，敬酒者和被敬人都要“避席”，即起立以示尊敬，敬酒者在碰杯时要将自己的酒杯放低三分，示为礼敬。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而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亦称“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席次。如若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长辈命晚辈喝，晚辈才可举杯。《礼记·乡饮酒议》还记载了饮酒时应当“弟长而无遗”，即不论长幼都要喝酒而不遗漏。

酒为礼而设，参加者应当饮酒有度。孔子在《论语·乡党》中告诫弟子：“肉虽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饮酒过量则醉，醉则昏乱丧德。饮酒不能致醉，饮酒者应做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免得发生酒祸。

儒家思想反对“酗酒废政”，将酒礼与邦国兴亡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孔子晚年整理六经，鲁哀公向其问政，他总结三代兴亡，作了一番概括：“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乃有商履代兴，……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州乃有末孙纣即位。纣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忽然几亡”。孔子用因酒亡国的夏桀和商纣来告诫人们饮酒适量，勿要因酒丧志。

酩酊大醉固然失礼，而如若不饮酒示敬示亲，也是失礼的。在不醉的前提下，饮酒的多少也是宾主诚意的表示。《仪礼·燕礼》记述了君臣饮酒时关于饮酒的约定：“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返）坐。”《仪礼·射礼》中诸侯与卿大夫射礼上的饮宴，亦以痛饮为约定。醉而无礼，固然可耻；醉而不失礼，亦属可嘉。《诗·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毛传：“不醉而出，是不亲也。”

那么在孔子看来，人们饮酒应当遵循一个怎样的“度”呢？孔子主张，人们饮酒应当达到“酡”的状态，即微醺。只有饮得微醺而不醉，才是最佳境界。饮酒多至乱了礼仪法度，则又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应有的礼貌。惟有用酒而又不失礼仪，才是应该遵循的合理标准。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的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却忽略了伦理方面。

科学研究总是把人们当做完全理性的对象，这样逻辑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具体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单纯的理性的逻辑方法，难以避免现实上的失误。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意志、人们的理想和道德，在经济行为中，也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单纯的工程学或逻辑方法，是不够用的。亚当·斯密指出，人们的活动是受自利引导，市场则以互利为原则。这一点被现代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但人们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些观点，即人们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一般来讲，个人有或至少应当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追求就一定有伦理正当。当这种追求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就违背了伦理正当，从而成为应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只能使经济学贫困，正如离开经济学的伦理学，只能使伦理学空洞一样。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其中也包括借助经济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应用程序，使伦理学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关于道德权利的分析便可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待权利，即表现为他人必须遵守约束。这类义务论结构可能不大适用于对道德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性等复杂问题的解释。例如，甲侵犯了乙的权利，那么丙有义务去制止吗?丙有权利，但不一定出于义务。如果借助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去解释丙的行为，可能更有利。用福利主义的根据事物状态的好坏来判断行为的原则，又用结果主义的根据效用结果来判断事物状态好坏的原则，那么丙去制止甲，因其结果是好的，他便有道德权利去行事。评价一个道德行为，不应只看内在价值(自我完善)，还要看结果(与人为善)。显然，用结果主义的逻辑推理来分析道德权利，不见得完全充分，但却十分必要。由此可见，经济学应具有伦理的方法，伦理学也可引进经济学的方法。伦理学与经济学之所以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引进，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相互关联决定的。例如在工业生产中，人们的创造能力不仅取决于知识和技术水平，也取决于是否肯于奉献的道德水平。任何人的行为都带有社会性，不管你是否自觉到这一点。而这种社会性既包含经济因素，也包含伦理因素。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平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已《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处寻。”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是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杨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为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