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真”不似嵇康、阮籍自由中带些放任不羁，亦不似大谢、小谢清丽里略露矫揉造作。陶渊明的真是“真想”“真意”，是关于“真”的想，关于“真”的意，是涵盖其全部人生理想在内的抽象概念。他的“真”是经历人生种种挫折磨难后潜心参透的某种顿悟。这种顿悟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确是全面忖度得失荣辱、功名利禄后心如止水的灵魂净化，感情回归。

其“真”首先表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上。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由此可见，他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言”之影响，形成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与情趣。他读书可以不为繁琐的训诂，领悟文章内涵全凭自己意愿。所有的外物情感经过他的酝酿便烙下了其独特的风格。不仅是读书，陶渊明在饮酒方面亦表现出难得的直率与纯真，如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丛菊中坐，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其真率达到如此，让人感叹。

他对待“仕途”的态度也同样可以用“真”形容。陶渊明的思想构成并不单一。他从小研读儒家“六经”，亦爱读《老子》《庄子》，因此，“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超然事外的老庄之道，甚至般若的万有皆空思想都对他的人格形成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陶渊明少年时代便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他在诗文中毫不掩饰自己进取功名的热情：“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诗中强烈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与效忠国家的豪情。然而，他所生活的东晋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像陶渊明这种骨子里都写满“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正义诗人是无法融入，也是不被接纳的。诗人在矛盾中徘徊，在徘徊中冥想，面对不能改变的现状，他只能独善其身，并称“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绶去职而归。他终于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隐归。陶渊明是痛定思痛后毅然的决定，也是对政治仕途失望至极后的极端表现，直指心端。他的隐是一种看透世间风月后的淡然与决绝。儒、道乃至佛，几家之言，不同的人生观融合汇聚，却被陶渊明吸收达到了协调统一。经过他“出与入”思想的锤炼和躬耕经历洗涤后，其思想完成了成功的过渡，价值取向也终于找到了归宿，更加纯净。心灵的指归使其他的事物变得空淡，即使触及情感亦不会扰乱心中定数，更不会影响他归隐的决心，因此可以直视痛处并且抒发感情而不需逃避。

再次，陶渊明对待劳动态度也可以说明他的为人之真。梁启超曾说：“老实说，他不过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孔子说过：“忧道不忧贫。”孟子亦称“劳力者治于人”，可是陶渊明却摒弃了这些思想，没有故作矜持，而是从内心感受出发，丝毫没有犹豫地选择亲自耕作，并称“瞻望邈难建，转欲忘长勤”，足以证明了他的率真与质朴。在东晋那个强调门第宗族的社会里，劳动是被视为下贱的事的，陶渊明的行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究其原因，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陶渊明出身没落仕宦家庭，门第微寒，因此他的身上没有富贵公子所具有的飞扬跋扈和假意清高。陶渊明更能理解下层百姓的处境，体会他们的生活艰辛。另外，也与他的贫困生活有关，他曾在诗中毫不掩饰地说“倾壶绝余沥，窥社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他虽然为贫所困，却未被贫困压倒，他躬耕于农田，与农民一起劳动，是他净化思想沉淀浮躁的过程，亦使他的心灵最终洗尽铅华，形成宁静质真的风格。

（摘自《青年文学家》2011年1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