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尚书》中的“道治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古汉语中的“政”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或是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由此看来，古汉语中的“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译自西方“politics”一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前两种政治形态的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凭借德行或武力取得政权，依靠世袭延续政权。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时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其实，无论是打天下还是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因而可称之为“无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虽然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

(摘编自叶匡政《道治政治泽润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