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紫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待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上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客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传统经济相比，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资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资本表现为物的被动的特性，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化制造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资本会因而获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二是劳动者的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与机器的竟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其竞争性质产生根本变化，其竞争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机器不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脑”。

三是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采摘果实类创新转向重组式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实类创新模式下，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这项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随着技术扩散潜力的消亡，收益又将复归为涓涓细流。重组式创新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以重组式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重组式创新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创新的上述新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将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虽然复杂，但一个国家可利用或动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知识资本源泉，是扩大一国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扩大开放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张其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最近，“幸福指数”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将幸福指数纳入社会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这体现了人们对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的关注。但是，应当看到，人们对于幸福指数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因而有必要加深对幸福指数的理解，科学地对待幸福指数。（1）

①不丹的“幸福指数”包括四项基本内容：环境保护、文化推广、经济发展和政府善治。②20 世纪80年代后期，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名词——“国家整体幸福”，并以此作为人民福祉的指针。③“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④他认为，所谓的“发展”，除了在经济上谋求成长以外，必须同时追求物质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多层面的“最大幸福”。⑤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却感觉生活很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

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则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指数是体现老百姓幸福感的“无须调查统计的”反应，是挂在人民群众脸上“指数”。（3）

事实上，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因此，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4）

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5）

把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时，应对其评价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它必然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决定了它主要用于对特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一般不宜用于评价政府组织的绩效，更不宜用于考察个人的政绩。在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6）

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水平也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这可能导致“幸福陷阱”的出现。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幸福陷阱”的存在提醒我们，在确定幸福指数时，一定要注意其相对稳定的特点。在主要指标保持稳定的同时，适时地对部分指标加以调整，增加或排除一些要素；对于保留下来的要素，也要对其在总体幸福感中的权重进行必要的调整。（7）

淡泊宁静以养心

何冠军

⑴生活中不乏这样的经历。购买了一套精致的筷子，没多久便觉得常用的碗碟粗陋不堪；索性换掉这一批餐具，却突然发现老旧的餐桌风格不搭；接着咬牙换了张桌子，又开始纠结于餐厅空间逼仄……朋友送来一只鸟笼，造型可爱、制作精美，令人爱不释手；虽无养鸟习惯，却也不忍舍弃；最终挨不过内心的好奇、他人的劝说，竟也养起鸟来，终日费尽心思摆弄物件、准备鸟食……小小的筷子和鸟笼，不经意间打开了欲望的魔盒，反倒让心为物役、徒增烦恼。

⑵精美的事物本无过错，有时却悄然之间放大了人的渴求、影响了人的选择、左右了人的生活。在我们身边，被“筷子”“鸟笼”困住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人生活富足，却无法抵御新奇的刺激，难以自持与节制；有的人手握重权，却对更高的位子垂涎三尺，为一己之私不惜一错再错。《永远在路上》《巡视利剑》等电视专题片披露的种种细节警示，一些违法违纪人员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往往是从接受了自己并不缺少、也非必需的物品开始的。戴上了名表，惦记起名包；开上了好车，又渴望豪宅……欲望不被约束，自然会不断膨胀。一个人如果不对此保持清醒、提高警惕，一旦面临诱惑，很难不困于物欲的泥潭。

⑶古人云，“养心莫善于寡欲”。逃离奢华的迷雾、防范贪婪的陷阱，需要一把锋利的刀，只有随时准备好剪除欲望的枝枝蔓蔓，才能防止精美的“筷子”左右自己的食欲，避免多余的“鸟笼”占据生活的空间。居里夫人在会客厅里只放两把简单的椅子，她毕生追求安静的工作、简单的生活，成了“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延安时期，爱国将领续范亭见到朱德，没想到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粗布衣衫，像个庄稼汉，发出“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的感慨。面对芜杂的物质世界，淡泊、宁静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人生修养。

⑷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个体历经成长、追求成功的历程，往往也是学习控制欲望的过程。据载，年轻的莫泊桑成名之前精力旺盛、勤奋好学，在读书写作之外，白天学习汽修、钢琴，晚上还研究制作烧鹅，时间被各类事务填得满满当当。作家福楼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每天上午用四个小时写作，下午用四个小时写作，晚上还会用四个小时写作。莫泊桑深受触动，遂以福楼拜为师，断然舍弃多余欲望，一心一意读书写作，最终成就了人生与事业。追求精致甚至极致，但同时不被欲望所困所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

⑸哲人有言，人的价值，在遭受诱惑的那一瞬间被决定。生活中无所不在、变幻无穷的“筷子”与“鸟笼”，时刻考验着一个人守护本真的定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