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

岳阳·梅实

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梅家大屋那六百多人丁的屋场，房子最好的当推祖堂屋。它从脚至顶，清一色的火砖。这砖头是经人细心挑选后在青石板上磨过的，接缝处也不挂泥灰，而是用的糯米粉拌石膏，墙面平平整整，标标直直，既好看又牢固，即使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绝不怕阶级敌人“挖墙脚”的。

祖堂屋对门是戏台。戏台由四根硕大的楠木柱子撑着，台顶系盔顶结构，盖墨绿色琉璃瓦，屋檐四角各配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下边吊着铜铃，风起处，铜铃叮当，传去好远好远。

连年过节，锣鼓一响，这里就成了北京的王府井、长沙的天心阁，上屋里、下屋里，潘、卢、程、肖、李，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涌来，看梅家的戏班唱戏。

梅家有个呱呱叫的戏班，这是梅姓家族的一大荣耀。那年头，在临湘路南一带，只要你说起是梅家的人，人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会夸你梅家的戏如何如何唱得好，唱得妙，那情形，真有点当年湖南人在外说起毛主席的老乡而受人盲目推崇那味道。

我父亲和叔父都是戏班子里的角色。父亲是坐后台的，司鼓、敲锣、操胡琴、吹唢呐都是他的拿手戏。他平时不苟言笑，甚至看起来有点木讷，一旦坐到台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吹拉弹唱、样样皆精。我叔父其实我不叫他叔父，叫细爷。细爷在戏班里当班主。他唱老生，常在台上摇头、甩一尺多长的“胡子”，抖手，然后一声“呀呀呸！”喊得那屋梁上的扬尘直往下掉，喊得你栾心①直跳。细爷可不像现在有些演员，台上演英雄，台下是狗熊，他在台上台下都是正人君子。他一生只读《三国演义》一部书，也最最崇拜那摇鹅毛扇的孔明诸葛亮，他在戏班子里威信颇高。除了父亲和细爷，还有三名主要演员：花旦兴福、小生巨民、丑角忠和。花旦兴福平时看起来眯眼睛，龅牙齿，那样子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可他若将锦缎一披，凤冠一戴，莲步一扭，水袖一甩，着实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常令那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二吊子们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大。如遇喜庆玩采莲船，他就扮演蚌壳精，同样妖冶动人。小生巨民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唱做俱佳，逗人喜爱。与花旦兴福恰恰相反，丑角忠和平时白白净净，一经粉墨登场，则奇丑无比，令人捧腹。梅家戏班里除了这几根台柱，剩下就是跑龙套喊“呵啊”的了。

据老班祖辈们讲，梅家的戏班成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解放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两起两落。五十年代，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戏班子进入鼎盛时期，每年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唱到桐子开花、麻鞭水响，待新谷入仓，八月中秋一到，一声呵嗬又开了锣，有的要唱到腊月二十四老鼠子嫁女才收场。三年困难时期，人饿得一个个直不起腰，谁还有心思看戏，这戏就衰下来了，接着十年动乱，老戏被当作封资修批判，一律禁演。不得登台唱了，戏班里的人喉咙发痒，就常常偷着拱到我家来，父亲抄起他自制的胡琴，嘎咂嘎咂，他们就开腔：“在家中啊请过了，母亲严亲哪嘛唉……”这时，我娘总是一边骂他们呷多了，健翻了蔸②，一边泡芝麻豆子茶他们喝，然后端把小凳，坐在一旁纳着鞋底，听得津津有味。

我可是怎么也听不出味儿来。戏班子红火那阵，父亲常常晚上驮起我去看他们的戏，什么《送别》、《寻夫》，什么《朱买臣卖柴》、《杀狗劝夫》，我全看不懂，看着看着就倒在戏台旯旮里睡着了，唯一使我不困且迄今未敢忘却的是那出《大悲塘洗澡》，也不知何因何敌，那演员哀哀切切唱过一阵后，竟上起吊来，然后那舌头伸出老长，那眼瞪得老大，然后有人拿过一把旧油纸喷上“洋油”，点上火，那蓝色的火焰腾地而起，然后听到台下有人惊呼……

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禁锢了十几年的老戏终于开禁了。这时，梅家老戏班的戏子们虽然都还健在，可一个个驼了背，掉了门牙，脸上布满了沟沟岔岔。他们不管这些，壮心不已，偏要在垂暮之年露几手看看。戏台上，又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人们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

可没过多久，这般热潮冷却了。不是上头来了禁演的红头文件，也不是老戏子们唱戏不卖力，更不是看戏的人冒钱冒时间，关键是，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娱乐的名堂多了，要求更高了。老戏子们也曾试图来一番改革，比如，你七老八十岁的，嘴巴不关风，眼皮打不开，谁爱看你那干茄子老相？如今漂亮妹子到处是，便想挑几个年轻男女前来接班，可找谁谁不干。他们说，到渔潭、长安搞副业，稍微吃点亏，用点心计，一天就要赚个十块八块的，唱戏划不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老戏子们只好到家里抱孙孙，到园里布菜去了。

伯牙弹琴遇知音，不遇知音不弹琴。我父亲的那把破胡琴送给了一位盲人，父亲说，把给他还可讨碗饭吃。

只有那戏台仍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那四根楠木柱子早被白蚁掏空了，连细伢子玩捉迷藏都不敢上去。

（选自梅实散文集《往事悠悠》，有删减改）

美食家

陆文夫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好吃还能成家！可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

我认识朱自冶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冶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

朱自冶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那时不叫同志）来一碗ＸＸ面。”跑堂伙计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哉，ＸＸ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做法的：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交（面多些，交头少点），重交轻面（交头多，面少点），过桥（交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挟过来，好象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冶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交要过桥，硬点！”

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冶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象奥勃洛摩夫^①那样躺着不起来，必须摸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它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朱自冶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冶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叮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

那爿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朱自冶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

 （选自古吴轩出版社《美食家》一书，有删改）

聂耽

聂鑫森

聂耽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廓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湘潭曲曲巷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的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地矗着，一动也不动。

不同的是，在休息日，常有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工人，来曲曲巷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紧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年轻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去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也看风景，也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上午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廓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

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呜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选自2016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过河

周涛

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一路走了20多公里，它都极轻快而平稳，眼看着在河对岸的酒厂就要到了，它却在河边突然显示出劣根性：不敢过河。

它是那样怕水。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几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它的眼睛惊恐地张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线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在它来到世间的为期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牲总结出了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顽固的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脚踢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词跨过头脑中那个界线。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使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头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座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过河到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但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20公里。无奈之下，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我步行去办完事再来骑走。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而那身躯枯瘦衰老，连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80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明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搀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以为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地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

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她眼前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竞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儿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小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嗒嗒地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一步竞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就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笑　嫂

陈国炯

笑嫂喜欢笑，与人相见微微一笑，高兴时哈哈大笑，有时独自一人也偷偷地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捡宝似的笑个没完。因此，没见过笑嫂发愁时是个什么模样。

因为笑嫂爱笑，大家当面笑嫂笑嫂地叫，背后笑嫂怎么笑嫂怎么地夸，好像笑嫂的姓名就叫笑嫂。

笑嫂是我的师傅。我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铝轮厂搞宣传，负责人事的小老头陪我到车间，对车间主任说，这小伙子到你车间实习一个月，你给他安排一下。车间主任长着八字胡子，看似匪气十足。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后，说，一个学生娃，哪能干活。反正一个月后要坐办公室的，就去帮笑嫂做点事吧。车间主任唠唠叨叨的一番话中，我知道有个笑嫂，也有些受辱的感觉。车间主任唠叨完，亲自陪我去厂东边一个堆废料的塑料棚下，扯开嗓门喊，笑嫂，我给你送来一个徒弟，给你打个下手。车间主任的一咋呼，我不但认识了笑嫂，还成了笑嫂的徒弟。

我很顺从地叫了笑嫂一声师傅，笑嫂听了高兴得咯咯地像母鸡下蛋般笑。笑完了就说，你还真听小胡子的瞎话，什么师傅徒弟。笑嫂停了一下对我说，大家都叫我笑嫂，你也叫我笑嫂吧，我可不敢做你大学生的师傅呢。说完又咯咯地笑，把个笑嫂的雅号笑得名副其实。

笑嫂已是奔五的人了，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女人的那种臃肿，而是清清秀秀，穿戴得也整整洁洁，十分素雅。笑嫂的活不笨重，也不怎么脏，她每天整理着送来的废过滤网，那些过滤网是用来过滤铅水的，用过后铝水沾在过滤网上结成了块。因为过滤网是铁的，沾在上面的是铝，铁几百元一吨，铝上万元一吨。把废铁网当铝卖，人家不要；把铝当铁卖，公司不干。因此，笑嫂把沾在上面的铝块铝屑撬下来，分开卖，谁也不亏。

笑嫂做事很认真，一块块像翻找金子一般，有时我一不留神漏撬了几块，她会猫着腰，捡回来重新撬。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意思马虎了，做得一丝不苟。笑嫂还挺关心人，我进公司时是夏天，南方的夏天贼热，加上在似露天一样的塑料棚下，汗似下雨般流，一把把捋也捋不完。笑嫂见了心疼地说，大学生，你去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点活我做起来很轻松的。我当然不同意，笑嫂就说，还要我陪你啊。说完就咯咯地笑着，连推带搡赶我走。

笑嫂从来不到餐厅吃饭，她每次从餐厅里买来米饭，不打菜，菜从家里带来，等吃饭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打开饭盒，坐在塑料棚下吃起来。那些走过来走过去的人都会与笑嫂打个招呼，笑嫂吃饭了？今天啥菜？还会有啥菜，这个星期吃咸鸭蛋呗。笑嫂咯咯咯地笑着回答，笑嫂的菜每星期换一种菜，咸鸭蛋，炒鸡蛋等等。

那天，我没去吃中饭，笑嫂吃完饭去了洗手间，我想笑嫂经常帮我洗饭盆，我也帮笑嫂洗一次。打开盛菜的铝盒子，里面的咸鸭蛋丝毫没动，完完整整地躺在盒内。当初没在意，后来想想有点问题，以后几天我特意偷看了笑嫂的菜盒，我终于明白，笑嫂一个咸鸭蛋要吃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一位同事，同事不满地瞪我一眼说，就你聪明？我闹了个大红脸。从此我不再看笑嫂的菜盒，也不再提及同一个菜要吃一个星期的事。那次大地震后，公司开展捐款救援，笑嫂捐二百元，工会主席说，笑嫂你要不少捐一点？笑嫂微微一笑说，多的拿不出，捐二百没问题。工会主席不再说什么了。

实习期满，我到宣传部搞宣传工作。那天工会去慰问贫困职工家庭，领导让我去拍照片，并写一篇通讯稿。走了几户后，一行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叩开一扇墨绿色的斑驳的门。门一打开，一张笑脸呈现在大家面前，我有些诧异地叫道，笑嫂？笑嫂仍在笑，把大家让进屋，屋里灯光暗淡，客厅也逼仄，几个人进去后有些拥挤。这时我才知道，笑嫂的丈夫几年前被车撞得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公公早年已故，婆婆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需照料，一个女儿正在上初中，家里十分拮据。笑嫂照顾两个病人，负担一个学生，又要上班，还从社会上揽来了刺绣，挣几个外快，以补家用。可想而知，笑嫂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我对笑嫂更是敬重了，有事没事总爱往笑嫂的工作场地跑。笑嫂依旧咯咯咯地笑，好像与那个沉重的家没有一点牵绊似的。

那次我与笑嫂聊得很开心，我忽然说，笑嫂你的心态真好。笑嫂知道我想说什么，顿了顿道，家里有这么多病人，谁会不烦，如果我成天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还活不活？

笑嫂叹口气说，我如果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见了我，也不会有好心情的。因此我得高高兴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说完笑嫂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