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李学勤：“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

刘国忠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四岁之前已可识字读书。父亲给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小学教材，但因年幼，1941年进小学时仍需上三年级。由于课堂内容远不能满足其求知欲，上课之余，他阅读了众多的课外书籍。

李先生的读书范围也非常广泛，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他经常不吃早饭或午饭，省吃俭用，去书店和书摊买旧书，看完后再卖掉，换买其他的书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学术著作，李先生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甚至一度计划要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图书搜集齐备，足见他对读书学习的痴迷程度。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刚到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的同学钱耕森等人曾应邀去他家玩，对于其藏书的丰富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

侯外庐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青年时期的李学勤评价是“博闻强记，熟悉典籍”，可以说是切中肯綮。

在李先生阅读的大量典籍中，符号一类的书籍是他特别钟情的，越是看不懂的书他越感兴趣。李先生喜欢阅读那些能够启迪人们智慧，而又多少能给人以一种神秘感，需要费一番气力才能看得懂的作品。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一书，他先后读过多次，书中第三章“介绍一逻辑系统”介绍了数理逻辑，里面都是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让他十分着迷。195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想追随金岳霖先生研究数理逻辑，不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最终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还在中学读书时，李先生就曾听人说，最难学的是甲骨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留心甲骨文，一有时间就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自学甲骨文。在他看来，那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像符号一样，特别有意思。

长期潜心治学的结果，使李先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自觉投入到学习和科研工作之中，不肯浪费点滴时光。青年时代的勤奋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即便到了后来，虽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要处理繁忙的公务，一有闲暇，他还是用来读书和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没有和大多数的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而是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编撰《殷虚文字缀合》，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选中，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等简牍帛书的发现，他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2003年，他离开了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研究所，回到了清华大学，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尽心力。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硕果，共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其成果之丰富、所涉领域之广博，令人眼花缭乱。对此，李先生戏称这是“杂学”：“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

李先生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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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先生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
②李先生曾总结说：“我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用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中去考察。”

（《李学勤集》自序）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李学勤很聪明，不仅四岁之前就识字读书，而且用两年时间就学完了小学教材，但因年纪小，读小学时仍需上三年级。

B．李学勤为了多读书，常常将早饭或午饭的钱省下用来买旧书，甚至计划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图书搜集齐备。

C．李学勤很喜欢符号一类的书籍，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一书，里面都是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因此让他十分着迷。

D．李学勤涉及的领域很广博，令人眼花缭乱，他认为自己是“杂学”，所学杂而不纯，这其实体现了他谦虚的精神品质。

【小题2】下列对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A．侯外庐先生认为青年时期的李学勤博闻强记，这一评价非常到位，而这源于李学勤是他的助手，他对李学勤非常了解。

B．李学勤认为甲骨文也像符号一样，特别有意思，还在中学读书时，他对甲骨文就有极大的兴趣，一有时间就到北京图书馆自学甲骨文。

C．李学勤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长达50年，一直进行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D．李学勤自从全国院系调整之后就正式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也认为在研究过程之中即使不是做理论工作，也要有理论的高度。

E．李学勤认为研究学问，应采用多学乎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其中多学科结合是指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

【小题3】李学勤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累累硕果，请概括其原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晚年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

到了晚年，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孙女在学校被顽童欺负，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他泣不成声；回乡听傩堂戏，他泪湿衣襟。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往事，老人说：“在‘文革’时期，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

一位女孩听之动容，上前拥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女孩的胳膊，号啕大哭，不停地哭，满脸鼻涕眼泪，老伴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究竟是多大的苦难，让沈从文忆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从湘西大山里出来的他，不是没有见识过苦难。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兵，见过人世间的各种残酷，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他说：“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对强者欺负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这苦难，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竟然降临到自己身上。年轻的沈从文，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后的祸根。

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云集一堂，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沈从文将政治比喻为“红绿灯”，文学是否需要“红绿灯”指挥呢？他与冯至有一场争论：

冯：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他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一点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北平解放以后，当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而来，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那里倔头倔脑地守着自己。

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祸从天降，猝不及防。当朋友们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意气风发、红光满面的时候，沈从文却被时代抛弃了——对他而言，不是“时间开始了”(胡风之语)，而是“时间终结了”。沈从文悲哀地写道：“这个新社会人都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一个不是“思”而是“信”的时代的降临，让习惯独立思考的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

第一次文代会，南北作家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他想与时代和解，但时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这个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

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几次有自毁的冲动，都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一个作家，失去了写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觉一般，令人崩溃。倘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尚能同病相怜，命运偏偏让沈从文一个人来承受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众人狂欢之夜，独饮孤独的苦酒，这是何等悲凉！

在苦难之中，对心灵最大的摧残，不是来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经的朋友。敌人毁灭不了你，陌生人也伤害不了你，唯有来自朋友的切割、误解与反目，才会真正戳到你的痛处。

沈从文与丁玲，再加上胡也频，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三人行”的佳话，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互拥取暖。之后，丁玲变了，变得那样冷冰冰，与他形同陌路，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

还有来自学生的变脸。范某曾经当过沈从文的助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为了他的调动工作，沈老尽其所力，四处奔走。范某为此感激不尽，不时写信来问寒问暖。

有一次，天不亮，范某就来敲老师的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文革”开始了，范某反戈一击，写大字报揭发老师，而且对老人说：“你过了时，早就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沈从文气得冒着鹅毛大雪赶到友人家里，进门便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张兆和，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她常常远离他而去，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从文逝世，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内心。

沈从文逝世之后，他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篇幅里面，有四百多万字是生前未发表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书信。

那是另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沈从文。这位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无冕之王，在他的后半生，以其心灵的苦难和不屈的挣扎，丈量出那代知识分子的痛与爱。

(选自许纪霖《沈从文晚年的眼泪》，有删改)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三、四段写沈从文回忆往事不能自已，年少的经历给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致使晚年的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

B．沈从文关于“红绿灯”的争论，实则为文学是否听从政治的指挥的争论，沈从文认为，文学应该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C．“一个不是‘思’而是‘信’的时代的降临”一句中，“思”指独立思考，“信”指的是信守政治的指挥，写作必须受到限制。

D．张兆和是沈从文心中的女神，但沈从文生前却没能够得到张兆和的理解，直到沈从文死后，张兆和才在整理沈从文的信件中理解了沈从文。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沈从文说“在‘文革’时期，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这看似幽默的话语实则表露出这段经历是沈老内心最不愿接受的屈辱过往。

B．沈从文没能够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根本原因是郭沫若发表文章否定了沈从文的文学立场，把他赶出了文学界。

C．沈从文、丁玲、胡也频都是经历苦难的文坛友人，可以共患难，却因沈从文胆小，最终划清界限，形同陌路，沈从文失去了亲密的朋友。

D．文章写沈从文在政治生活、文学生活、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都有些“不顺意”，而这些“不顺意”层层叠加，让沈从文无所适从，无法应对。

E．沈从文一生著作等身，我们熟悉的只是他的一部分文学作品，而他的全集大部分主要是学术著作和书信，所有著作全集多达一千多万字。

【小题3】文章说“丈量出那代知识分子的痛与爱”，试探究“痛与爱”指的是什么。

品析重点语句。
你认为居里夫人的“美丽”表现在哪些方面？请以“居里夫人的美丽表现在她的……（最好用四字短语）”的句式来表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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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璞十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与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宗璞对这段历史有一种亲切感。
（肖鹰《宗璞与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②在宗璞的作品里，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
（李建军《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
【小题1】下面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童年时代的丰富阅读经历，对宗璞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她读过很多童话，还有《水浒》等当时儿童中的流行读物，甚至是《红楼梦》这样的成人读物，但诗词对她的影响最大。

B．宗璞的许多作品中，充满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同情、对人性的呼喊和对文革的反思。比如《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和《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都是表现这一主题。

C．文革重压下，宗璞忍辱度日，尖锐质疑时代的荒谬；撑着病弱之躯，用正气写出开阔与强大。宗璞身上既有女性不屈的柔韧，又有文人英武的坚毅。

D．亲人参加远征军的历程，让宗璞对那段历史感到亲切，这也是她创作《野葫芦引》的背景之一。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抗日战争爆发后，知识分子南迁的历史、西南联大的故事，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却被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

B．小说《红豆》为宗璞赢得了声誉，让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也被打上“毒草”的标签，使她一度被迫搁笔。

C．宗璞在创作《野葫芦引》时遭遇到病痛的折磨、经历了亲人的离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宗璞的内心一直是沉痛的。

D．面对把战争写成一般报道的忧虑，宗璞采用人物统帅材料的方法，展示在战争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使写作活跃而有新意。

E. 宗璞在病痛中坚持写作，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用自我生命守护着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令人钦佩、赞美。
【小题3】宗璞的作品体现着“大爱”和“担当”，二者有何关系？有哪些表现？请结合材料具体说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爸爸丰子恺》《丰子恺评传》《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
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日月楼”是丰子恺先生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新居的名称。马一浮为其撰写的“星河界里星河转”暗含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之慨叹。

B．丰子恺先生学外语追求速成。他52岁时开始学习俄语，5个月后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于1952年底出版，并于1955年再版。

C．“时人将谓老风流”表达了丰子恺先生花费了五年精力完成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后的感慨，包含些许的兴奋与自豪之情。

D．在动乱年代里，丰子恺先生被罗织各种罪名，但他在批斗会上，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在“牛棚”里，不管有没有外人，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

E. 文章以丰子恺先生怀念恩师弘一法师的文章结尾，既表达了丰子恺先生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又可说明丰子恺先生对自己的认可与评价。
【小题2】简要概述丰子恺先生在日月楼里“苦乐交织”的生活的内容。
【小题3】文章在叙事时穿插了丰子恺先生的自评文字以及他人的评价文字，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小题4】为什么说丰子恺先生“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请联系全文，谈谈你的理解。